馬克思的標題《哲學的貧困》，來自普魯東的副標題《貧困的哲學》，這些標題“貧困的標題”，卻來自標題的富裕。
全世界每年要出幾十萬本書，其中中文的就是十幾萬；全世界每年要出二三千部電影。全世界每年要推出多少新歌？多少新牌子商品？多少新網頁，新文章？感謝香港觀眾趣味刁鑽，西方電影中文標題常有兩套；可恨國際觀眾的挑剔，東方電影都得重砌爐灶弄個英文標題。
全世界舞文弄墨之徒，每年必須想出上百萬個新標題！
如果想到人類文化史已經累積了幾億個標題，還得盡量避免襲用，這短短幾個字的事，真是難極。無怪乎有的作家覺得取了個好標題，整本書就寫了一半；無怪乎不少電影，已經拍完了，還是用的臨時性“工作標題”。取題成了創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大學文學係，應當開一門“標題學”，有用。
我們每年見到絕大多數標題，陳陳相因，寡淡如水。洋人喜歡弄形容詞＋名詞：自從1826年庫伯《最後的莫西幹人》以來，已經有近一百部電影，近一千部小說，用“最後”起頭，甚至中國電影也叫《最後抉擇》《最後的戰役》《最後的伊甸園》，真好像最後一次動腦子，今後不必為標題煩惱了。
電影《致命的誘惑》提醒了大家：極端就是要命。於是好萊塢推出《致命的結合》《致命的美麗》《致命的幸福》。這也對，天下何物，用過頭會不致命？
而中國用得最濫的，可能是“紅塵”：《醉臥紅塵》《醉愛紅塵》《笑看紅塵》《滾滾紅塵》《紅塵有你》……還有“滄桑”，“雲雨”，“淩霄”，“天地”等等讓人聽了感覺木然的死語。《煙雨紅顏》《紅塵佳人》，兩半套語合四字，有標題等於沒標題。
絞盡腦汁之餘，有的人開始相信碰運氣：猛地抖擻，撞上精彩。
美國劇作家阿爾比的名劇《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由於伊麗莎白·泰勒精彩演出的電影而享盛名，但是這讓人一驚的題目，也夠幫忙的。這個標題卻是作者在酒吧洗手間看到的，有個醉漢，用肥皂在鏡子上塗鴉寫了這句詼諧話，明顯是套用兒歌《誰害怕大灰狼》（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田納西·威廉斯的一出名劇，後來因為馬龍·白蘭度與費雯麗主演電影而盡人皆知。威廉斯把戲寫完了，卻沒有定下標題，換了一連串的《撲克之夜》《飛蛾》《月中坐椅》……他正在新奧爾良寓所坐臥不安時，聽到叮當聲，看到街上開來一輛有軌電車，上麵寫著終點站欲望街，於是有了《欲望號街車》（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後來批評家從這標題中讀出許多象征意義，看來都是事後諸葛亮之無聊是非，因為威廉斯如果不朝窗外看那麼一眼，哪來的象征？
荒誕派劇作家題目大多不夠荒誕，隻有約奈司庫的標題，叫人兩眼發直：《禿頭歌女》（La Cantrice Chauve)，其實劇中既無禿頭，又無歌女。隻是演員排練時，不當心讀錯了句子，出了這個笑話，被劇作家抓住，改定為這個標題。這個文不對之題，形象不佳，戲卻盛演不衰，保持了法國戲劇演出最長的紀錄。而這個標題，也成為荒誕之所以為荒誕的理由。
大部分作者無此幸運，也無此膽識。
其實不是古人用盡了這些字眼，讓我們無法找新詞。古人在標題上其實很用心，玩險題，似乎比今人更大膽。1881年英國就有書名為《！！！》，到1925年才有人跟上一個《？》，讓曆代圖書管理員極為生氣——無法排進目錄。
傅東華的譯名《飄》，比起原題《隨風而去》，何等瀟灑！至於丟了原題意思，就小意思不必提了。據說法國文學學會幾次開會討論，決定普魯斯特的名著，不許用已經久用的《憶華年》，而應更“確切”地譯為《追憶似水年華》，而且全國統一，連我們這種做理論的，凡是文中提到這本書，出版社編輯也遵循命令，全部改掉！傅東華何幸，沒有一個為天下做主的委員會做他的主。
短終是有限，長可以無限。西方人本來不太敢用長題目，龐德在20世紀初翻譯李白，把“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這個二十字長標題，誤作四句詩，上下兩首詩連成一首，合用上一首詩的標題“江上吟”，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詩標題可以長到如此地步。虧得是龐德文字漂亮，詩本來就無理而妙，犯了如此大錯，照樣譯成名作《河歌》（The River S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