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美國詩人，讀中國詩譯文多了，就知道長標題有“中國味”。加裏·斯奈德有詩，《為何運木卡車司機比修禪和尚起得早》，頗有禪風，不落俗套；詹姆斯·賴特的《在明尼蘇達威廉達費的農莊躺在吊床上作》，題目就 “中國”痕跡明顯，不過詩寫得不錯，有中國古人之風，也算名得其實。
除了詩人，其他人玩長標題，得不到什麼好處。披頭士1968年有一首歌，題為《除了我和我的猴子人人都想捂藏一點東西》(Everybody's Got Something to Hide Except Me and My Monkey)，這首歌後來音樂史家隻稱《猴子》；“自殺傾向”樂隊有一首歌，《如果我今天無法微笑明天怎能大笑》（How Will I Laugh Tomorrow When I Can't Even Smile Today)，再次演出時，就自己改為《明天怎能大笑》。《吉尼斯世界紀錄》不收“世界最長標題”，因為玩花招破這紀錄太容易。我聽說過更長的標題，沒有記住——明顯是黔驢技窮之徒所為。
近年中國小說，流行一種“口水話長標題”，用詞盡可能平易。《不快樂的不止你一個》《把悲傷留給自己》《愛情有什麼道理》《生活由不得我做主》，看來是從流行歌曲學來的套路。甚至一些有資曆的電影導演，也開始用清湯標題，《誰說我不在乎》《和你在一起》。或許他們認為當代青年，就聽得進這種口水話。我個人認為此路不通。倒不是藝術上的原因——現今談什麼藝術性，會被人笑落伍——而是不譜上調子唱起來，就實在記不住。
標題記不住，何必要標題？我應當強調：取個好標題，不能隻看成後現代“包裝”：古人一樣要絞盡腦汁取好標題：《紅樓夢》代替了《石頭記》，豈是偶然？《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當時就是一個怪現狀。
像《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 22)那樣，標題成為一個語言的常用成語，才是最大的成功。據作者約瑟夫·海勒說，他的原標題是《第十八條軍規》，編輯說當時正有一本題為十八什麼的書將出版，於是他改為《第十一條軍規》，後來不知怎地，乘上2，變成現在的標題。這是一個大手筆：英語雙位數，沒有比Twenty-Two更彎彎繞攪舌頭的。相比之下，《第二十二條軍規》，譯得有點板，如果譯為《圈套二十二》，說不定漢語也會收做新成語。
不過中國當代小說標題，成功地進入日常語言實踐，也真不少。魯迅的怪詞“阿Q”，已經牢固地立在漢語中心。錢鍾書《圍城》，劉索拉《你別無選擇》，諶容《人到中年》，王朔《頑主》，陸文夫《美食家》，都是好例。還有孫周的電影《漂亮媽媽》，崔健的歌題《一無所有》，葉倩文的歌題《瀟灑走一回》，也給漢語添了新說法。蔡智恒的網絡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雖然是套的美國科幻電影《第三類親密接觸》，也在青少年中變成流行語。標題對語言的貢獻，遠遠大於文藝的其他部分。為此多動動腦筋，是尊重讀者。
英國導演，不與好萊塢比大製作，另找自己的路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標題上下功夫，反正英國文人的語感，一直比美國文人強。《過遠一座的橋》《一條名叫汪達的魚》《四個婚禮，一個葬禮》等等俏皮標題，不絕而來。英國導演彼得·格林納威（Peter Greenaway），堅持電影個性追求從不妥協，令人尊敬。他的標題也怪得有趣：《一個Z加兩個0》（A Zed and Two Naughts)《廚師，竊賊，他的妻子，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後麵這個標題居然開列“四個人物”，弄得很多人學樣。我建議中國作家何妨一試：總不能在《戲說乾隆》之後，再取名《戲說慈禧》？那就不如稱作《太後，皇上，她的太監，他的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