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和中國詩歌會推動大批詩人對時代采取積極關注的態度。他們的詩中洋溢著革命和鬥爭的熱情，克服了新月派與現實脫節的唯美傾向以及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的空泛叫喊，促進中國詩歌更為深入地把握時代情緒和走向人民大眾。他們的弱點在於因過於注重詩的宣傳功能而忽視藝術的規律，產生了另一個傾向。
大動蕩的時代遭際，二三十年代各派詩歌的繁榮以及與之俱至的長處和不足，作為整整一代人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更為成熟也更為與時代脈膊相協調的詩人。艾青、田間、臧克家在30年代的出現，便是中國新詩在新時代成熟的體現。他們以傳達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難中的抗爭意識為共同特點，又以各不相同的藝術個性顯示了各自的才華。
三人中臧克家是寫得最早的一位。他的《烙印》於1933年出版後即引起社會注目。他的詩既不逃避也不粉飾現實，而以紮實純樸的作風，嚴謹縝密的布局，充滿底層生活氣息的描繪，顯示了那個時代的痛苦。他在語言上的功夫下得很深，力求將凝練、形象的文字放在最恰當的地方，摒棄抽象的對於生活的議論。他的苦心推敲追求的精神，無疑地扭轉了當日普遍不重視詩之藝術的風氣，給詩歌運動帶來了良好影響。
田間是擂著戰鬥的鼓點出現在中國詩壇的。他以短促而富有鼓動性的詩行，傳達出那個時代急促而緊張的節奏。繼處女作《未明集》（1935年）後，又有《中國牧歌》、《中國農村的故事》出版。抗戰開始的1937年，他寫了《給戰鬥者》，以全新的聲音退歌了人民和他們的戰鬥。他的詩擺脫了記帳式的敘寫故事，注重運用意象和場景的直寫，並穿透表象去直捷地把握生活。他同時又是街頭詩運動的倡導者和積極參加者。
艾青以在獄中創作的《大堰河一我的保姆》（1933年）而一舉成名。詩中出現一位舊中國的叛逆者的形象，把仇恨的詛咒投給了那個不公道的世界。在全民奮起抗戰的年代裏，艾青寫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吹號者》、《火把》、《向太陽》等等充滿激情的戰鬥樂章，共出版了九部詩集。他的詩全然摒棄了以往革命詩歌常見的那種浮泛的喊叫，而在給思想以翅膀，給情感以衣裳，給聲音以彩色，給顏色以聲音；使流逝幻變者凝形（艾青：《詩論詩人論》）的追求中，以內在的律動傳達出整個時代和民族的情緒要求。他的作品中飽滿的進取精神和豐沛的審美經驗，伴之以新奇的聯想、想象、意象、象征，以不受格律拘束自由流動的詩行，催化人們的情緒並給讀者以暗示與啟迪。現實主義作為中國新詩藝術的一大流派，至30年代，選擇了艾青來總結它的實績。
當艾青、田間、烕克家出現在中國詩壇，新詩已全麵地適應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它以多樣的形式為現實鬥爭服務。街頭詩、傳單詩風行各地，詩歌與群眾的聯係空前密切。詩歌的主題基本轉向國難的描繪與國防的呼籲，詩歌的旋律由柔婉轉向雄健。傾心於激昂的戰鬥代替了對於純美的追求，詩人們多以憤怒而樂觀的調子歌讚這場關係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鬥爭。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寫了《慰勞詩集》。王統照的《吊今戰場》和舒群的《在故鄉》，堪稱國防詩歌的代表性長詩。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1938年）以敘事體的民謠風，具體地展現了現實鬥爭中的人物與場景。該詩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均作於延安，力圖以民間熟知的形式表現新的生活，是開風氣之先的詩歌實踐。髙蘭以朗誦詩聞名，代表作《哭亡女蘇菲》以個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憂患。
抗戰期間詩歌隊伍有了極大發展。在重慶、桂林、成都等內地，出現了《抗戰文藝》、《文藝陣地》、《詩創作》、《詩墾地》、《詩星》等詩歌專刊和大量發表詩作的文學雜誌。呂劍、徐遲、袁水拍、胡風、鄒荻帆、力揚、韓北屏、蘇金傘、青勃、臧雲遠等人創作相當活躍。力揚以長詩《射虎者及其家族》發出了勞動家族的苦難曆史的歎息，是這一時期代表性的作品。在敵後，以延安為中心，晉察冀邊區以及其它抗日根據地，嚴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蕭三、蔡其矯、方冰、陳輝、魏魏（紅楊樹）等也都有豐碩的詩作，他們易琴弦為喇叭，顯示了抗戰詩歌的嚴峻、力度與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