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的提倡和運用是礦古至今的偉大事件。由於運載工具的變革，使得文學的麵貌為之一新。它具備了成為新文學的最必要的前提。文言的弊端在五四先驅者那裏幾乎是不言而喻的。胡適指出文言對於前進的時局已經成了極大的障礙。首先是當時大量的時務策論的文章，其次是翻譯外國的學術著作，再就是用古文翻譯外國小說，均感到無法表達新思想新觀念，從而有不能溝通的痛苦。
胡適曾引用嚴複在《群己權界論》一文中自我辯護的話：海內讀吾詞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言其艱深，不知原書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胡適認為從嚴複的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也這十三個字裏，我們聽到了古文學的喪鍾，聽見了古文字自己宣告死刑。嚴複的話宣布了古文在表達現代新思想的複雜深刻的論述方麵的無能。它在現代科學文化學術麵前，表現了無以傳達溝通的尷尬。嚴複的文言功底誰也不會懷疑，所謂無涉恰恰表現了這一運載工具的總體的失敗。
活的文學的倡導，勇敢而果斷地宣告了其與傳統思維方式以及傳統傳播手段的決裂。這種決裂的縱的背景，依然是對於封建思想文化體係的警揭。錢玄同說的讓人發昏即指的文言以它的完備周到而誘人誤入歧途的方式讓人為其所俘。那一代人在新時代中覺悟而樹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首先是從文體革命人手，即是從傳播手段的改革以斷絕封建思想的後路。其動因完全也是從這一背景出發的。
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開放環境中，他們不能聽任那些流布了數千年的精神思想毒素繼續為害。他們最極端的口號是無父無君無法無天，是排孔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痛之術不能慶更生。因為對這一點有充分的認知，於是有了陳獨秀諸人講的在建立白話文的問題上決不容討論的粗暴。這體現了那一代人的膽識和魄力，以及蔑視龐大傳統存在的反叛精神。
文體革命倡導活的文學，以建立白話文並明確其在新文學革命中的主導地位，既是一場惡戰，也是一場速勝戰。文體革命頃刻之間顛覆了數千年的封建體係對國人精神思想的覆蓋。這雖說是一種焦躁心境的體現，但僅從白話出現，中國人可以暫時地把那一整套封建思想體係放置一旁，而在新文體所構築的新世界中思維和運作這點看，其意義不僅巨大而且深遠。
基於上述，可見文體革命體現了毫不妥協的反封建的徹底性，它的建立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工程。其最直接顯著的結果是出現了兩個符碼係統：人們可以把舊係統棄置一邊（盡管不能斷絕它的影響夂從而完全自由地在自己建造的體係中生活。這使數千年受到語言強加和暴虐的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思維的自由和快感；這種以快速反應的方式棄絕和排除傳統影響的行動，是中國式的，也是全麵顛覆傳統文化根基的巨大反叛。事實就是這樣。當白話新詩出現時，全部文言舊詩便從人們的文化視野裏消失了。這種消失也可以說是消滅——盡管事實並非如此。但無論如何，人們可以盡管自由自在地做他們自己選擇的新詩，而從思想上對舊詩加以消解。當白話文成為一種新的溝通交流手段時，由文言構成的一切自然地也都成了曆史。小自公文寫作，大至科舉製度，文言都自然地無可奈何地退出了曆史舞台。
白話文的創立導致了與傳統思維方式的決裂。手段的創新和變革，使新的觀念和思維方式有可能得到表達和充分的裝填。這當然意味著新思想和新觀念的占領。五四作為一種偉大的思想解放時代，它所創立的新文學作為一個不同於以往千年的舊文學，其表現手段以白話語體代替文言古文是一個決定的步驟和偉大的成功。
以上所述，是形式和手段上的革命，在文學的內涵上，區別於以往的傳統古文學的，是五四引進和提供了與以往不同的建設性內容，這便是人的文學的提倡。這是一個最富革命性的命題。
與人的文學相對立的是非人的文學，或日吃人的文學。它有兩個方麵的含義：舊文學的內容是非人的占領和統治；舊文學窒息人的本質和生機，從而使人成為非人。人從神權和皇權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人的自覺和人性的解放是對於非人非我的勇敢否定。《新青年》雜誌創刊以後就不遺餘力地倡導人的精神。1918年6月出版易卜生專號，1918年12月提出健全的個人主義和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五卷六號刊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學》，這是一篇關於新文學內容革命最具實質性的宣言。它明確主張人的文學而反對非人的文學，凡有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製度，都應排斥改正；凡獸性的餘留，與古代禮法可以阻礙人性向上發展者，也都應排斥改正；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胡適稱周作人此文是一篇最平實的偉大宣言。朱自清則認為它傳達的是時代的聲音，這是五四提出的新時代的理想精神，他講，《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當年提供這種衝淡平實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也頗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熱情，造成一個可以稱為個人解放的時代。然而，當我們提倡那種思想的時候，人類正從一個非人的血戰裏逃出來，世界正在起一種激烈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