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是送去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政洲各國一路掛過去，叫做發揚國光。聽說不久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暫不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但我們沒有了根據禮尚往來的禮節，說道，拿來！
那時新進的人士都不諱言西方文化對於中國的影響和貢獻。朱自清講新文學和新詩的興起時，論述其與西方文化的傳播的直接關係：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裏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甚至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梁實秋是其中把這種關係說得透徹而大膽的一位。他在《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中說：我一向以為新文學運動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國文學的影響；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他具體聯係新月派的詩明確指出：新月一群的詩的觀念是外國式的。他們在《詩刊》上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式的詩意。梁實秋認為現在新文學的全部趨勢是漸漸的趨於藝術的講究了，而所謂詩的藝術當然是以外國的為模仿對象。梁實秋斷然說：外國文學的影響是好的，我們該充分地歡迎它侵略到中國的詩壇。
思想解放的時代，人們談論一切問題都無顧忌。在一些看似片麵的議論背後，恰恰說明了事實的某些本質屬性。例如中國新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便是。覺悟的中國知識界洞察了古文學與舊文化舊禮教的千絲萬縷的聯係，了解到它對社會進步和現代化進程的障礙作用，一批受到西方影響的人出於對那學術和藝術的了解而取作範式，則是可以理解也非常合理的。我們可以從新文學的設計、誕生、形成到出現較為成熟的作家和經典性作品這一過程中得到證實。
中國新文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憑空製作的。它當然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文學有親緣聯係，曆史和人為終將無法割斷這種聯係。它從中國文化母體中得到遺傳和滋養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但在五四和新文學革命中，新文學將革命的目標對準舊文學也是深刻的曆史必然。當人們決定推倒舊偶像時，忽略甚至無視那偶像的合理存在價值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實是這一番打倒之後的重建畢竟有了輝煌的結果。這的確應當感謝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的大膽而果斷的抉擇和汲取。正是這種汲取觸發了新文學的極大轉機。西方的思想文化精神的引入過程並不是一種替代式的取代，它在這片中國土地上必然發生新的機變。這種引人當然帶來了震撼、警錫乃至敵意的排斥。
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遭遇帶來的矛盾衝撞也自有一份深刻的苦痛，但結果卻是積極的。即異質人侵母體生出了一種融彙和雜交的效果，終於出現了一種新的健全的滲透和結合。盡管數十年來新文學的實踐未溱完滿，然而卻不能回過頭來懷疑這一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新文學發生的數十年中，特別是從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40年中間，有眾多的事實讓人在這種懷疑乃至否定麵前感到耽心。麵對外來文化時中國所具有的那種近於過敏性的警惕受到了村社文化心態的鼓勵。這一切由於民族主義和農民意占據主流地位而使義和團式的排外傾向文化化。一種特殊心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結合，終於不僅使這一切心理趨向合法化，而且成為一種不易治愈的文化心理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