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社會和民族危機加劇，文化上的封閉傾向總借弘揚民族文化一類口號卷土重來。而它的攻擊目標便是外來文化，特別是西方文明。這時候用以阻止人們接近的口實，便是百年來未有任何變換的數典忘祖、崇洋媚外的罪名。多年來，由於國際關係的意識形態化，中國對於外來文化的態度也隨著國際關係的改變而不斷改變。這種隨意的改變使政策失衡，也使文學的發展受到損害。即使在進人80年代的社會開放的形勢下，這種意識形態的幹擾也從未斷絕。當經濟上的國際交往成為不可回避時，中國將以何種態度麵對於前者，目前似乎有了相當的寬鬆姿態，麵對於後者至少有內心深處的疑懼不易消除。百年的隱憂並未消失。
盡管行政幹預的力量仍然強大，意識形態依然有足夠的可能性改變文化策略。中國文學從結束文革以後開始的自覺反思運動，極大地提高了它向西方世界接近的自覺性。中國事實上已與世界處於同一體——除了那一道並不可靠的精神柵欄。從詩和小說到藝術的各個門類，十年間中國文學以飛躍的步子跨入今日世界的總格局，包括人們時常詬病的諾貝爾情結在內，都是事實上進人全球文學秩序的證實。
百年的焦躁和急切使它有可能排除非藝術的幹擾而獨自行事。盡管多年來社會動蕩曾經不斷給這種全球性文化交流以不良影響，但成熟的中國文學能夠排除或繞過這種困厄而艱難地前進。時代和人民都在進步，反進步的力量不可能改變一切。
七、民主精神與包容性
在五四運動科學民主旗幟下形成的中國新文學，民主意識是它的精魂。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倡導，以及對人的文學的呼喚。加上新文學運動對於外國文化的引進與吸收所形成的開放思想，個性解放與個性主義的確立，快速生長起來的是藝術民主思想。平等的競爭，充分展開的個性主義，以及為社會的獻身精神，都是民主思維的產物。這一思維賦予中國新文學以寬闊的胸襟和開放的視野，於是有了新文學運動初期那種此起彼落和無拘無束的創造性和競爭精神。
最先偷吃禁果的那一批人，他們從奧林匹斯山上盜來了燭照中國封建長夜的火種。隨後他們發現火種可能是療救社會病變的藥石。因此在魯迅那篇《藥》的小說中，他把肺癆和封建戕害下的愚頑一樣地視為中國社會肌體的病變。借此喚起民眾的民主和文明覺悟便是此刻的藥。
那時的人一門心事想的是拯救中國於封建的危難，寬闊的胸襟以及勇於前瞻的自信心與這種社會氛圍相一致。除了少數封建衛道士以外，一般的人並沒有後來人們那樣的小農式的心胸窄狹。那時是很以玩弄古董、文物、國粹、閑適為羞恥的，也很怕自己與儒家孔學甚至舊詩發生什麼聯係。在強國新民這一大目標的指引下，學術、文藝上的兼容並包不僅是蔡元培治理北京大學的方針，而且也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的共同品質。
周作人很早就提倡文學上的寬容而反對強迫的統一。他的立論基點在於充分重視文學的自由本質：文學以自己表現為主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是個人的亦為人類的。……人的個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麼表現出來的文藝當然是不同的。現在倘若拿了批評上的大道理去強迫統一，即使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實現了，這樣文藝作品已經失了他唯一的條件，其實不能成為文藝了。如下的一段話是極重要的：
文藝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離不是合並，所以寬容是文藝發達的必要條件。
這種寬容並不包括舊文藝，寬容者對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幹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老實說，在中國現在文藝界寬容舊派還不成為問題，倒是新派究竟是否已成為勢力，應否忍受舊派的迫壓，卻是未可疏忽的一個問題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出五四時代的寬容精神並不是庸俗的好好先生，而是明確目標，深明大義，具有極大的針對性的批判精神的概括與伸延。
在初期的新文學營壘中，隨處可見那種自立門戶的文學社團的萌生與對立，他們具有鮮明的排他性並展開過長期的論爭。這種論爭有時則是激烈的，但是沒有發生過後來幾乎無時無地不在發生的強迫統一的現象。五四時期那種流派興起現象是藝術民主思想定型化的體現，也是文學自由秩序的建立的體現。紛爭的出現和對峙說明的自由心態與競爭意識本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