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寬容精神造出的新文藝格局。
正是這種無拘束的自由競爭與自由討論的局麵，形成了那一代不偏狹的寬闊視野，由此自然生長著基於藝術民主精神的向心力。這種向心力使所有的文學家向著藝術自身規律尋求真理和創造靈感，而且不旁視。他們不依仗行政權力的霸權話語，而隻聽憑藝術家自身的才智與悟性。
那時並沒有出現文藝主流意識，因此也沒有人自信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欲使文藝家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就範。因此這種自然形成的圍繞於藝術本身規律的向心力，造成了事實上的對於意識形態化和權力依附的消解。由於它的堅定而頑強地維護文藝的獨立性和藝術家不容侵犯的創作自由，在表麵紛亂的表現中呈現的是相對純淨的藝術氛圍。
那時的人們重視的是文藝的自由，而棄絕任何強加的一致性。鄭振鐸在《文學旬刊》四十一期的一篇文章中說道：鼓吹血和淚的文字，不是便叫一切的作家都棄了他素來的主義，齊向這方麵努力；也不是便以為除了血和淚的作品以外，更沒有別的好文學。文學是情緒的作品。我們不能強歡樂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強為歡笑。這種基於文藝特性的民主觀念，正是那種要作家放棄自身而一致的非民主傾向的天敵。
另一篇許華天寫的《創作的自由》說得更明確：我想文學的世界，應當絕對自由。有情感忍不住了須發泄時，就自然而然地發泄出來罷了。千萬不用有人來特定製造一個樊籬，應當個個作者都須在樊籬內寫作。在我們看起來，現世是萬分悲哀的了，但也說不定有些睡在情人膝上的人，全未覺得了？你就不準他自由創作情愛的詩歌嗎？推而極之，我們想要哭時，就自由地哭罷；有人想要笑時，就自由笑吧。誰在文學的世界上，擬定隻準有哭的作品而不準有笑的作品呢？持這種主張最為堅定的是周作人，當人們正把熱情投放於新文學的建設，正是白話新文學建立的時候，他先人一步地以人的文學為號召以充實新文學內涵的革命性。當各派力量競相豎起旗幟或忙於論戰的時候，他的超前的目光已經從青萍之末感到未來的風暴。當時周作人的隱優已被隨後漫長歲月中的豐富資料所證實。周作人當日從一篇文章中讀到如下一段話：
若不能感受這種普遍的苦悶，安慰普遍的精神，且在自己底抑鬱牢騷上做工夫，那就空無所有。因為他的感受的苦悶，是自己個人底境遇，他的得到的愉快，也是自己個人底安慰，全然與人生無涉。換句話說，他所表現的不過是著者個人的榮枯，不是人類共同的感情。
周作人剖析了極端重視人類共同感情而未重視個人感情的傾向，重申文學的個人自己為本位的觀點，個人感情當然沒有與人類共同的地方，文學上寫眾人的苦樂固可，寫一人的苦樂亦無不可，這都是著者的自由。從一篇文章看一個傾向，從一個傾向預感未來的可能，這對於一位文藝家是極為可貴的素質。周作人說：
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為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即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並。一切主張者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即為本主張頹廢的始基。歐洲文學史上的陳述，指出許多目標的興衰，到了二十世紀才算覺悟，不複有統一文學潮流的企畫，聽各派自由發展，日益趨於繁盛。這個情形很能供我們的借鑒，我希望大家棄舍統一的空想，去各行其是的實地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這才是有關自己的一生的道路。
周作人這番話好像預見了未來發生的事。推前數十年說出的話仿佛對著某種實有事物而發，其警策和準確讓人吃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主論於那個心靈和思想都開放的時代，因而絲毫沒有外界壓迫而導致的心理失衡。他的理直氣壯給人以深刻印象。可悲的是，他在這裏論述歐洲曆史陳跡以及20世紀之對於我們，本是一次與世界趨勢逆反的陷人。大概是歐洲獲得覺悟之後約三十年的光景，我們方才開始不覺悟的統一文藝潮流的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