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把話題拉回到那個時代的自由精神和寬容精神上麵來。對於那個時代的真實的人來說，他們同時具有兩種品質：一是能堅持，二是能容忍。堅持是對自由而言，堅持自由的信仰和追求，戮力向前做去而不管別人說什麼，如何說。各人按照各人的思想生活，各人做各人的文章。做人如鬱達夫、徐誌摩，在私生活以及社會生活方麵，都是率性而為。因此身前身後有眾多的議論，而卻在文壇上留下了值得反複談論的話題。
至於為文。那一代人的創新和自由創造精神是驚人的，他們總是把文章做得遂心如意，絕不雷同於他人。俞平伯和朱自清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便是一例。再早一些，即是新文學發軔期，胡適和劉半農寫同題詩《人力車夫》也是一例。這是相約而作的，也有不約而作而成為各具特色的美文的，如冰心的《南歸》和徐誌摩的《我的祖母之死》，一寫母親，一寫祖母，同為悼文，但寫法各有其趣，堪稱雙璧。
對於那個時代，文藝的統一化是不可設想的，即使是置身其中的堅持者，自己追求的堅定性一般也不會以此要求他人。相反，他會以諒解和寬容的態度對待與自己不同的藝術追求。柳亞子是舊文學營壘中人，而且是南社的重要成員。一向以推進舊體詩為自己的目標。對於舊詩他是不倦也不動搖的身體力行者，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卻對新詩的價值和處境作了與自己所維護的截然不同的評價。他的《新詩和舊詩》一文是我們此刻論述寬容、自由、獨立和藝術民主意識的證明：
我是喜歡寫舊詩的人，不過我敢大膽肯定地說道：再過五十年，是不見得會有人再做舊詩了。平仄是舊詩的生命線，但據文學上的趨勢看起來，平仄是非廢不可的。那末五十年以後，平仄已經沒有人懂，難道有人來做舊詩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現在有幾位新文學的作者，也是喜歡寫舊詩呢？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畸形的現狀罷了。雖然他們寫得很好，言之有物和清新有味的地方，可以超過舊詩的專家。不過，對於舊詩隻是一種回光返照，是無法延長它的生命的。也許還有人要問，那麼你為什麼還是喜歡寫舊詩呢？我以為，是癖妤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情性的問題。我從前打過譬喻，認為中國的舊文學，可以比喻做鴉片煙，一上了癮，便不易解脫。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雖然認定白話文一定要代替文言文，但有時候不免還要寫文言文；雖然認定新詩一定要代替舊詩，但對於新詩，簡直不敢去寫，而還是做我的舊詩，這完全是積習太深，不易割舍的緣故，是不可為訓的呢。
該文寫於1942年8月。作者逝世後發表於《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這裏所體現的明理、豁達、大度、諒解精神，正是五四那一代人的基本特征。
八、曆史的傾斜與歧變
對於中國新文學而言，有幸的是它在建立之後有大約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的極度輝煌。仿佛是醞釀一個漫長冬季的花卉，在早春到臨的時刻，一下子開完了一年的花事。其所以是輝煌的，是因為許多傑出的人和文大體在那時都已出現。這是中國新文學的讓人永遠懷念的花季。
談到不幸，是由於那個輝煌是短暫的。文學受到外力的強加，沒有按照藝術自身的軌跡繼續運動。以五四新文學的兩大思想支柱的確定為標誌，從活的文學人手，進行運載工具的試驗，有效地確定了白話的現代漢語在文學中的地位；從人的文學入手，進行文學內涵的革命性改造，在此基礎上確認自由的人性的和個人本位的文學的價值及秩序。由於藝術民主的張揚，使寬容、諒解、競爭的精神得到普遍認同。最後確定中國文學的多元化格局。這是人們可能認識到並且希望得以實現的文學夢。但不幸，這個夢在現實的嚴酷性麵前，經曆了逐漸幻滅的過程。
中國新文學從20年代就開始一種傾斜的滑行。這原因從根底加以考察，來自社會和中國的實際處境：中國仍然如同往昔那樣充滿悲哀和苦難，內憂和外患使中國社會動蕩不安。這處境逼迫文學回到原先的環境中來這環境是由社會決定的。文學以外的原因要文學順應它的要求，改變已有的流向。新文學麵臨的現實社會的質詢，使新文學重新與中國傳統中的文以載道思想獲得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