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國文學兩麵人的品質
中國新文學的曆史傾斜重要的導因是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的動蕩和艱危，國勢的沒落和外患的頻仍使文學無法在相對平和安詳的環境中進行自已的藝術創造和藝術革新。戰神在中國上空呼嘯而過，那些手持豎琴的詩歌和藝術女神便顯得與環境不協調。愛神和美神理應受到戰神的放逐。人們在困難處境中把藝術和美視為象牙塔裏的物件，在文學的價值觀中認為它不應是擺設和點綴，而應當是於實際有用的東西，一般說來應當是槍炮、炸彈和匕首。
那時出現了一些新的文學模式，例如從早期的革命十戀愛，為革命而犧牲和放棄戀愛，到數十年後為大躍進或什麼政治概念而放棄或推遲婚姻，直至在文學中用政治代替藝術，用階級代替人情，用鬥爭批判代替建設，用普及代替提高，用古董國粹和民謠小調代替現代性和現代傾向，都是這種放逐的結果。
這隻是外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事實上更深刻的原因在文學自身。新文學運動本身就是社會政治運動的派生物。一開始，文學運動就受到社會救亡運動的牽引，這是一次並不純粹的藝術革命。藝術的功利受到社會改造運動的啟發，或者說，是由於社會改造和民族振興的願望使他們想起了啟發民智和改造國民性的文學作用。最後導致改造舊文學與建設新文學的目的。
因而溯及當日的文學革命的實質，不能不首先麵對它反抗社會桎梏的功利要求而不是文學建設和藝術創新自身。是社會使命感、救亡意識這些並非純粹的文學動機給文學家以昂奮和幻想，使文學家們從那時起就開始做非文學的文學夢。他們真的相信文學的目的在於救國，後來又相信文學的目的在於階級和政治。文學在他們的心目中隻是實現社會功能和社會目標的中介。
近代以來一批新進的知識分子以為小說能夠救中國。正史不能入，由小說入之；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到了60年代中的最激進的一些人又認為小說能夠反黨、反社會主義，以至亡黨亡國。這都是文學夢幻的產物。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把文學神化了，真以為文學是使中國起死回生的還魂丹。當他們把建國興邦和強世新民的希望投向文學的時候，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把文學當作文學，而是當作一種工具。他們注意到文學的特異功能，並沒有注意到文學的特異本質。
事實上，藝術和文學本身的品質和規律一開始就受到忽視。在中國社會中，為人生與為藝術，寫實與想象，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受到重視的隻是前者，占領主流位置的也隻是前者。藝術的創新和變革隻能在社會政治的夾縫中受壓而喘息。
近世以來的文學救亡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聯合。一旦社會發生動蕩，中國文學的這種根本習慣便自然抬頭。新文學與舊文學在這點上具有同一性。社會的變動時機，從正麵講，是要求文學承擔挽救危局的責任；從負麵講，便是要求文學承擔造成危局的責任。這就是中國文學的曆史命運。
中國文學的曆史傾斜在中國文學革命的自身，在它的根本性質之中，而基本上不是他人的強加。於是中國新文學一方麵在不斷地建設，一方麵又因時勢的迫使在不斷自毀。從文學的意識形態化到極端主義的形成，一方麵由於外力的強加，一方麵則是自身與社會進行調節的結果。反傳統的新文學總是在曆史的轉型期或是被迫迎合或自覺配合了非文學的需求，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學的悲劇情節——獲得了獨立和自由的文學不時要為社會而放棄獨立和自由。當文學作這種放棄時，它充滿了神聖感。因而從五四開始的新文學與舊文學、新文化與舊文化的大分裂，實際上潛藏著彼此合流的深層危機。
當文學充當社會改造的先鋒角色的時候，它同時又具有充當扼殺異端扶植因循守舊勢力的同犯角色。文學是兩麵人。這種兩麵人的兩麵性質，從它孕育於母胎時便有了遺傳的基因。文學革命源於對文言文的懷疑和對白話文的提倡，這種對運載工具改變的興趣，則在於對文學改變國運的興趣。文學革命最初就是受到社會革命的誘引，對社會進步和改造國家命運的激情，是這一文學革命運動的導因。這場文學和藝術革命運動和文化振興運動的一部分是社會改造運動的衍生物。我們對於文學革命本質的探源，可以毫不困難地追溯到社會維新、時代使命這一百年以來的古舊命題上麵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