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這場文學革命的發起者和實踐者，都是中國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培育的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積重與西方現代文明真髓，有超乎一般中國人的那種認知。他們對於科學民主以及普遍的個人主義的覺悟，現代人道精神的把握，使他們能夠成為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最有力和最熱情的推動者。所以我們對中國新文學革命的另一品質的探索，也使我們毫不困難地尋覓到它所具有的當時幾乎與西方同步發展文學現代化追求的實質。它所開辟的中國文學納人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先進的現代品格不容置疑。
中國新文學就是這樣既擁有與中國傳統文學認同的品質，又具有與世界現代文學趨勢同向的品質。兩股血流在它的脈管裏奔湧，這就構成了中國文學矛盾重重的馗她處境。它的全部曆史幾乎就是在社會功能與藝術更新之間遊移的曆史。但由於上麵提到的中國特殊處境，它的占主導地位的製衡力量則是前者。當文學負載的社會使命與社會政治、經濟環境達成一種和諧的共振，這種結合而成的文學形勢便成為主流形態。
當上述這種形態與行政的權力結合起來，它可以在某一時期形成非常暴戻的阻礙文學自由品格與作家個性的力量。但從基本上看，中國文學的兩種血流在曆史組成中往往是互隱互現的存在。當前一種形態引起普遍的衝動乃至騷動時，並不意味著後一種形態的消失，後者隻是成為一種潛流在緩緩地湧動。一旦社會民族矛盾趨於緩和，行政的強迫性弱化時，那種潛流便會湧上地表，它所體現的頑強和韌性也是相當可怕的。中國40年代的內憂外患不能說不嚴重40年代文學麵臨的局麵也不能說不嚴峻，但文學在桂林、昆明、重慶、上海和香港所擁有的活潑和靈動的自由品格也十分顯著。新詩方麵，胡風領導的自由詩運動盡管有鮮明的時代社會投影，但它的無拘束狀態讓人自然地把它和五四初期的新詩運動的品質相聯係。甚至就是晉察冀邊區的詩作，也可以看到這種內在關聯。在大後方的昆明，那時以西南聯大為核心的現代詩運動，它與西方現代主義運動所保持的聯係，使我們幾乎懷疑於昆明那偏僻的一隅如何擁有了那麼強大的現代信息。這情景在70年代的今天派現代詩運動對於文革文化禁錮的反彈，就是更加明顯的例證。那一切的藝術叛逆，都是生長在文化管製和文化扼殺的最深處。
十、糾正失衡的代價曆史傾斜造成的失衡狀態，在中國文學的某一時機甚至表現出讓人極為震驚的後果。前麵我們已經論述到這種滑動是從多元到二元，再到一元格局的滑行。文學的倡導因文學之外的強加和指令，使之鮮明和迅速的意識形態化。一種最好、最純的文學（其實是最革命的文學）的信念是幾十年間的滑行造就的。有時是講的創作方法，有時是講的創作思想，有時指的是文學的整體。提倡單一，在強加的狀態中指的是唯一。
從最好的文藝到唯一的文藝，再到樣板文藝，這種曆史性的滑行是自然而然的。當文藝出現樣板形態，並且以這種形態去要求所有的文藝時，我們麵對這種空前的、高純度的、極一致的文學範式，吃驚於數十年前文學革命先驅者的文學理想何以會頃刻之間化為泡影！再回顧革命文學和普羅文學的倡導者們，盡管他們的主張是那樣的極端，而我們又不能不同樣吃驚於他們的理想居然會變成了現實。新文學的船帆在這種極端化的幾個樣板模式中降落。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天旋地轉的崩塌。
一首人們至今還在指責的題為《結束》的詩，要是把它的情緒界定為一場充滿激情的文學革命在死寂和殘酷的年代的結束，這首詩卻不啻是非常切實的情緒和情懷的展露：
——瞬間——
崩塌停止了，
江邊高壘著巨人的頭顱。
戴孝的帆船，
緩緩走過，
展開了暗黃的屍布。
多少秀美的綠樹，
被痛苦扭彎了身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