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詩的進步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80年代新詩潮帶來的衝激促使了詩歌觀念的解放。詩歌內涵的擴展和豐富，造成詩廣泛涉足於從社會到內心、從實有到幻想，以及意識深層的所有領域。至於詩的審美追求，以意象化對於文革模式的挑戰為發端，全方位地藝術探險，早已促成了中國當今詩歌藝術的多元化格局。現階段中國詩人所擁有的創作自由可說是空前的。當前詩歌寫什麼和怎麼寫已經很少存在障礙，這就是90年代中國詩歌發展的良好環境。
個人化傾向
對於社會或時代代言身份的揚棄，促使中國新詩迅速地走向個人化。有一個時期，詩人們開始拒絕詩對意義和價值的承載，認為人類的教育、願望無一不是在與事物的利害關係上展開的，詩歌的真實就在於它脫離了這種利害。這種主張說明中國新詩擺脫了在特定年代受到的非詩的困擾。那種使新詩不得不在詩美之外承受負荷的局麵，現在已基本結束。在90年代，詩歌的確回到了作為個體的詩人自身。一種平常的充滿個人焦慮的人生狀態，代替了以往充斥詩中的豪情壯誌。我們從中體驗到通常的、尷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處境。這是中國新詩的曆史欠缺。在以往漫長的時空中，詩中充溢著時代的煙雲而唯獨缺失作為個體的鮮活的存在。現在，這些詩歌中，我看到一種冷靜、客觀、心平氣和、局外人式的創作態度。詩人不再是上帝、牧師、人格典範一類的角色，他們是讀者的朋友。平常人和平常心迅速地使詩恢複了常態，彌漫於詩行中的是一種讓人感到親切的普通和平凡。日常生活，即所謂凡人瑣事大幅度地進入詩中，這極大地改變了以往普遍的大題材占領的局麵。
詩歌的出發點本來即在個人，所有涉及外界的大的關懷或鍾愛，無不生發於詩人的內心。從最初的動心到表達，詩的營造過程都是個性的。當然，不管詩的動機如何的個人化，它最後總作用於他人，但這種引起他人激動的作用，依然歸根於詩人融化內心情誌的個人性的勞作。從這點上看，詩的生產的群體化是違背其本性的。中國詩行進到了本世紀90年代，使遊離的詩心複歸於詩人的個性，顯然是曆史性的辯證，其重大意義不容懷疑。例如，90年代的新詩大幅度地展現出中國詩人內心的從容與舒展，從中可以領略到中國人以往缺少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姿態。過去被嚴峻環境所催逼的緊張得到鬆馳。這大大增加了詩歌扡寫個人情態的份量。
由於個人化寫作的進展，詩歌迅速地把原先遠遠伸向外界的觸角收了回來，如同蛙人的勞作，詩人們把感覺和體驗潛深到內在世界的無限豐富之中。前麵談到的詩人從社會的群體回到單純上的個體還隻是問題的初始，詩人把以往對外部世界的無保留也無節製的才華的拋擲，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開始把關注停留並凝注於個體生命的細觀默察上，心理的和潛意識的細末微妙之處的體察和把握上，詩歌創作發生了由外向內的移置。
這也成了中國當代女性詩歌興起的切實而巨大的背景。筆者始終認為，在文革結束之後的詩歌成就中，除去朦猶詩在反思曆史和藝術革新方麵的貢獻是別的成就無可替代之夕卜，唯一可與之相比的藝術成就，則是女性詩歌創作。這是僅次於朦朧詩（當然，女性詩人中有些人也是朦朧詩的參與者）而加入了中國新時期詩歌實績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創作力量。
中國新時期女性詩歌的寫作在中貝新詩的曆史中並非罕見。早在五四新詩革命之初，便有女性詩人加入了新詩最初的創造。冰心的《繁星》、《春水》便是女性詩人對草創期中國新詩的貢獻。從林徽因到陳敬容和鄭敏，盡管為數並不多，但中國女詩人都在各自的時代產生過突出的影響。但在文革以前的長時間，中國女性詩歌的表現形態及其實質，大體隻是表現在女人寫詩的層麵上，即她們和男詩人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她們是女詩人。這話的意思是，要是撇開性別差異這一點，則她們所寫的和男詩人所寫的是同樣的無差別的內容。這樣的表述也許有點絕對，事實上男女詩人在表現同一事物時在感覺和表現上會有差別而中國女詩人的創作除去詩歌社會性的完全一致之外，女詩人基於中國社會長期封建壓迫的事實，而在女性自立，男女平等，以及爭取婚姻戀愛自由等方麵也表現了她們特殊的關注，也就是說，男女詩人在創作的風格和題材的選擇上也並非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