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並不能使這個興趣廣泛而持久、既有試驗新事物的熱情又富冒險精神的人停住腳步。他一生幾乎隨時都在醞釀著新奇的想法，而且一旦有了想法隨著便是行動。改造社會的熱情始終伴隨著新異的構想，緊接著就是把想法予以實行。他有滋味地生活著，看到了那一切的凝滯和痼弊，並力圖以全身心的投人改變那一切。他激情奔湧，無畏地一逕向前走去。但依然是個不斷在事實麵前碰壁的人物，這與他的性格有關，更與他所生活的大環境有關。
他從事活動的舞台和背景，是典章整飭的封建社會，雖說當時已是一個王朝的晚景，卻是一切都已是完整地規格化而並不留下什麼可變通的空隙，當然連同了人的思維。在這樣的包括精神都凝固化的社會，不僅康有為、潭嗣同那樣一些對現實懷疑的思考會遇到堅決的反彈，就是劉鶚這樣隻希望用建設性的添加以改變現實的建議或行動也會遭到慣性頑強的抵消。因此，在劉鶚的生活字典裏除了行動的熱情，還有的就是那一切試驗的短暫性和最後的失敗。
他學過日語和法語，如前所述，也掌握了包括數學、機械等等西學。他諳熟洋務，是生活在封建社會而對資本和商務並不陌生的人。但社會縱容了成千上萬墨守成規的庸常之輩，而獨獨不能容忍像劉鶚這樣敏於新事物又有真學問的人。就這樣，在上一個世紀末風潮湧動之中，既有萬千舉子忠心救國的上書言事，又有劉鶚這樣以個人之力的不竭奔波。盡管二者的終局都是失敗，但卻留下了那一股變革現有秩序的激情，成為上一個世紀最動人的記憶。
承建蘆漢鐵路的設想，因為說不清楚的原因而化為泡影之後，劉鶚幾乎沒有停歇便進人了另一個新目標的行動之中。興修水利之後是修鐵路，修建鐵路之後則是開采礦山。這都是一些事關建國興邦的大得嚇人的項目，但這些項目又都和這位不出名的普通知識分子的名字有關，這個事實本身就讓人感受到那時代的非凡的氣勢和魄力。盡管前麵的目標都沒有達到，但思想如野馬的劉鶚還是把目光投向了未來。
公元1897年，山西為開采煤礦成立商務局。由於國內資金缺乏，決定向英國為開礦組建的投資機構福公司借款1000萬兩白銀。由於種種原因，劉鶚被選當投資公司與山西礦業的中間人。劉鶚之願意投身此事，出於他一貫的強國富民的理想，他在給山西巡撫胡聘之的稟文中，力陳開礦的益處——
工人所得之資不能無用也，又將耗於衣食。食者仰給於庖人，衣則仰給於縫工。庖人不能自藝蔬穀也，又轉仰給於農圃；縫工不能自織布帛也，又轉仰給於織人。如是輾轉相資，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餘萬人矣。我國今日之患，在民失其養一事。而得養者十萬餘人，善政有又過於此者乎？況有礦必有運礦之路，年豐倉可以出，歲饑穀可以入，隱相酌劑，利益農民者，更不知凡幾。我國出口貨值，每不敵進口貨之多，病在運路不通。運路既通，土產之銷場可旺，工藝之進步可速，倘能風氣大開，民富國強屈指可計也。而開礦實為之基矣。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開發促進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則改善了民眾生活。上一個世紀末劉鶚關於開采晉煤的設想，很像是今日中國所實行的引進外資以聯合開發的措施。要是這件舉措發生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大約不至於形成議論紛紛最後一事無成的結局，不幸的是，此事辦早了一百年！
劉鶚幾乎什麼也沒有做，指責和質問便紛至遝來。有說開礦會破壞風水的；有說開礦是出賣主權的；有說是交通洋人圖飽私囊的……一位要員甚至在他給皇帝的奏章中直接指控劉鶚貪汙賣國。流言可以殺人，皇帝終於據此斷定劉鶚等人聲名甚劣，均著撒退，毋令與聞該省商務。這樣，劉鶚就莫名其妙被罷黜而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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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當劉鶚在應英商福公司山西煤礦之聘擔任華人經理頻繁奔走在太原和北京之間終無所成，反遭諸多毀議而以失敗回到北京的時候，這座京城裏維新和反維新的力量正在進行著最後的集結和較量。最後撲滅維新變革火焰的計劃也在頤和園和故宮的森森殿閣中製定著。當然，比起八月流血事件來說，劉鶚的不可辯誣的委屈原也算不了什麼。但若撇開事件的大小不論，單就改造社會變更國運的舉措受阻而言，可以判斷1898年作為一個失敗年或災難年，卻是有著深遠的社會曆史根源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