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晚清小說的興起，其決定性的觸因，卻是根係於中屆社會自身。中國社會的現實處境，是促使小說這一文體從以往的消遣性（主要是民間的說書，或後來演進為書麵的通俗說部）推到了對民眾進行啟蒙和教化，而且直接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的很高的地位上來。這就是阿英分析小說繁榮原因中的第三點內容。上一個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是內外交困的局麵。清朝的統治者已完全地暴露出它的難以挽回的頹勢：政治腐敗，經濟凋敝，國庫虛空，而國際局勢則是列強壓境，從甲午戰後直至義和團兵起，更是麵臨著覆滅的險境。這種處境激起了全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震動。於是救亡之議蜂起，其中包括通過文學的方式。
實用的小說觀
我們從晚清小說的理論先於創作的現實，可以了解到當日小說的興起是由於需要。最早出現的強調小說重要性的理論文字，是嚴複和夏曾佑作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年刊於《國聞報》上。這篇長文以充分的正麵論述，肯定小說在傳導民情史實方麵的作用。它有句名言叫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它的結論是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於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用現代的話來看，其道理就在於小說是藝術作品，它的虛構性和形象性，對於傳播和影響比正式的學術性著作要大。所以，文章說——
本館同誌，知其若此，且聞政、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是以不憚辛勤，廣為采輯，附紙分送。或譯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實，萬有不同，不能預擬；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自以為亦愚公之一畚，精衛之一石也。
小說由此登上了新聞報紙。報紙之所以廣為采輯，附紙分送這樣的文字，正是由於一種嶄新的觀念所支配——它注意到了這種文體的特殊性，它易於為民眾接受並得到流傳的動機。而這種動機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一點，就是這樣一句話：在於使民開化。
當日變法維新的核心人物康有為，在他考慮變法的總體設想中，文藝和小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年，即1897年，他在《（日本書目誌）識語》中說到後來經常被引用的話：
易逮於民治，善入於愚俗，可增七略為八，四部為五，蔚為大國，直隸王風者，今日急務，其小說乎！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這位維新運動的核心人物注意到了通俗淺近的小說對於教化民眾的作用，特別是注意到了小說和文藝一類作品所具有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這是晚清新派人物對於社會意識形態的思考的新進展。在他們改造社會的方案中，在他們急切尋找的挽救危亡的辦法中，小說的重新被發展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很明顯，他們在發現小說的時候，是注意到了我們此刻述及的小說作為文學的某些特性的。但是，無可諱言，他們非常重視的是利用和通過這種特征達到他們認為的更重要的目的。
其實，在這批新派人物（隻是相對而言）的心目中，小說決不會比六經、正史、語錄、律例更重要。他們的教養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他們隻是把小說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借以到達他們確定的富國強民的理想目標。但就是憑借這種想法，加上新的傳媒手段的有力支持，晚清的小說便達到了極其繁盛的程度。
到了本書討論的1898年，依然未曾出現創作的新小說。這一年，梁啟超在此年創刊的《清議報》第一冊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這在晚清小說史上是同樣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指出這種新的文學形式是中國先前所沒有的。文章抨擊了中國舊小說的弊端：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益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