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政變失敗流亡國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在創刊的《清議報》第一冊上，就發表了提倡、推薦、譯印政治小說的文章，不用說，這種小說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麼重要的地位了。但也很明顯，梁啟超的著眼點和康有為的小說觀是完全一致的。他指出：
在昔，政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書一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日：小說為國民之魂。
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特釆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附於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
從嚴複、夏曾佑在《國聞報》附印說部，到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譯印小說附於報末，都意在引進外國新式小說，借助報紙的傳播，深人各界民眾，喚醒他們的覺悟，以期達到社會改革上的、亦即梁啟超所說政治的目的。這種小說觀念的形成，以及通過小說以達到社會效果的想法，成熟於1898年。基於這樣的事實，再來看看陳平原的說法，覺得他的判斷是對的：
20世紀初年，一場號為小說界革命的文學運動，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新的一頁。小說界革命的口號，雖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戍前後文學界對西洋小說的介紹、對小說社會價值的強調，以及別具特色的新小說的呼喚，都是小說界革命的前奏。因此，新小說的誕生必須從1898年講起。也就是說，戊戌變法在把康、梁等維新派誌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時，也把新小說推上了文學舞台。
不論是新小說的呼喚，還是小說界革命的提倡，這些文學方麵的題目，都緊緊地聯結著變法維新的設計。可以說，早在一百年前，中國維新派改革家們，早已把文藝這個部門，作為一個零部件放置在關於改造社會的總體設計中了。這種思路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在內憂外患非常嚴重的上一個世紀末，用這樣的思路來考慮中國的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作如是想，那反倒是令人驚詫的。
在這樣的理論提倡下，1898年的災難剛剛過去，到了1899年，就出現了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以及其它兒部翻譯小說。關於林紓的譯事，本書在別處另有論述。這裏不妨著重強調一下，即以一位受到舊學極深影響的舊式文人，在不懂外文的情況下，通過他人的幫助，從事西洋文學名著的翻譯，而且為數多達百餘部，從事這樣的工作，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日中國知識界急迫的使命感，積極頑強的工作精神和不折的毅力。在外國小說翻譯的帶動下，次年，即1900年，就出現了國人創作的新小說。
但當時的小說創作受理論的提倡影響極大。理論著眼點是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強調新小說對於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直接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這就是阿英說的其內容，仍不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闡明，因此，晚清的小說，遂有了幾個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當時社會情況，廣泛的從各方麵刻劃出社會每一個角度。第二，當時作家有意識的以小說作為了武器，不斷對政府和一切社會惡現象抨擊。
魯迅根據當日小說創作的理論指導、創作動機和實踐的效果，作了迄今為止仍有強大概括力的判斷，這就是譴責小說概念的提出：
光緒庚子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撚、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閽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