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思想而忽視藝術
當時的小說迅速地從娛樂消遣中拔足而出，因感時憂世而深深地向現實的官場腐朽和社會黑暗打入批判的楔子。譴責小說於是成為一種潮流。但是憂患的深廣和急切的功利意圖，使這類小說往往因專注於對事物的描寫、批判、諷刺，而疏遠了作為藝術的基本特征。這表現在疏於結構和布局，對細節的描寫和神態的刻劃不夠精心。用現在的話說，往往因為內容而忘記形式，為了思想而忽視技巧。所以，不能說晚清小說創作高潮中不曾有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伹因為注重實用而輕忽了藝術的精湛則是相當普遍的傾向。正如魯迅說的：雖命意在於匡時，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夏曉虹在她的《晚清文學改良運動》中說——
小說的革新關係到社會政治革新的成敗，小說的重要性由此顯現出來。這一論斷也成為一時公論，在其後出現的小說論文中不斷被重複。甚至當時比較注重藝術性的小說林同人，在出版廣告中仍需聲明：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稗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新世界小說社報》發表的《讀新小說法》，更提出新小說宜作史讀、宜作子讀、宜作誌讀、宜作經讀，讀新小說者必須具備格致學、警察學、生理學、音律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多種知識。
她據此最後推斷說：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得政治小說以外的小說樣式也努力向其靠攏，力求有所寄托。小說界革命論者對小說尤其是對政治小說的推崇，也因功利主義地利用文學，使理論與創作潛伏著危機。作品失去藝術性而減弱感染力，結果會離本來的目標更遠。政治小說的時過境遷，很快喪失了吸引力，原因在此。這都是非常切實的見解。
這樣的缺陷在早期的新小說中表現很突出。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作於1902年，是他把自己的小說理論化為創作的實踐。其間自然就留下了許多理念化的痕跡。梁啟超創作這篇小說充滿自信，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稗助，夙夜誌此不衰（緒言一：）。但寫作的結果則是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緒言四）。由於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因此阿英對此評論說，故實際上，《新中國未來記》隻是一部對話體的發表政見，商榷國計的書而已。至於阿英認為此書最精采的部分的政治辯論，如第三回求新學三大洲環遊，論時局兩名士舌戰，全文約二萬言，涉及辯論的內容竟至一萬六千餘言，恐怕並非優點。
《老殘遊記》的超前性
由此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劉鶚的《老殘遊記》，它與梁啟超寫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幾乎同時，但卻有極大的差別。應當說梁著隻是把小說作為運載和傳導言論的工具；而劉著則是藝術。它有思想，卻非赤裸地顯示，而是經過藝術。這種差別，看似簡單，其實有天地之隔。正是這種差別使梁著受到遺忘，而劉著卻得以留存。
讀《老殘遊記》，它的章回體讓人感到了濃重的舊小說的形式感，但展讀一過，彌漫心間的卻是一種新小說的氛圍。它的展開不是以往那種的陳套，而是個人漫遊式的即目所見的講述。這種講述的特點，是寫景和抒情的渾成一體。在舊小說類似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或是一路上風光異常，不必細表的地方，它卻有極細微而精彩的圖畫般的映現。例如，寫初凍的黃河，那一派躍動凜冽的景象非常具體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