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熱的風包圍著，
倦怠了的電動扇。
這詩風與30年代內地流行的左翼派詩情調頗為近似，大體上反映了當日香港與內地詩歌同步發展的態勢。但香港詩的大麵積繁榮，還是抗戰開始以後的事。戰時香港地位很重要，大批內地作家南下在這裏時間或長或短地從事新文學的活動，其中蕭紅、許地山、戴望舒在港時間較長。尤其是戴望舒，作為現代詩人，他在香港的活動，對香港新詩的推進起了深遠的影響。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島日報》的星座，他希望星座能與社會同盡一點光明之責。1939年他除了主編《星座》，還與張光宇等合編《星島周報》，與艾青合編詩刊《頂點》等。他在香港為繁榮新詩不遺餘力地做著貢獻，以他的那些具有思想轉變曆程的代表作品如《蕭紅墓畔口占》、《元日祝福》等，也以他對香港新詩運動的有效組織工作。
從30年代到40年代，香港詩的運動，持續有力地受到內地進步文學的影響，幵始是普羅文學，後來是抗日救亡，到了40年代後期，則是迎接新時代的震撼。這一時期香港詩最普遍的內容，是揭示市民的生活真實狀態的詩篇。這些詩，大體奠定了30年代至40年代香港詩的基本形態。眾多的詩人從內地來到香港，又從香港轉向各地。由於他們的到來，使香港在本世紀50年代之前一直處於後方的文化運動中心的重要地位，而與重慶、昆明、桂林和延安相互呼應。除了戴望舒之外，抗戰勝利之後，在內戰烽煙中來到香港的還有袁水拍、陳蘆荻、鄒荻帆、黃寧嬰等。
40年代結束，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文學也在這時發生了一個大的分野。被隔離的中國，以大陸、台灣、香港的三分法，開始了它們各自形態的發展。其間中國大陸的變化最激烈，由於各項政治運動和批判運動的幵展，文學和詩的發展也最畸形。相反，倒是台、港兩地的文學大體上延續了五四開始的新文學的基本形態，平靜地發展和變化著。
大陸雖大，但卻與世隔絕，數十年處於自我封閉的狀態。相形之下，台港則處於開放的和交流的世界中。台港兩地，因為社會性質相近，人員和作品的交流很頻繁，黃國彬對此有過評述：50年代和60年代，台灣的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盛極一時，許多詩人都設法把西方現代詩歌的技巧移植到中國來。這種風氣，當年也是香港新詩的一個特色。昆南、王無邪、葉維廉、馬朗等人在《文藝新潮》上發表的作品，都有很濃的現代色彩。這種特色也可以見諸《好望角》和《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之頁》。在50、60年代的現代浪潮中，香港和台灣的詩歌是互相影響，互相衝突的。此外，由於香港有些詩人（如葉維廉、戴天、蔡炎培、溫健騮）在台灣受過教育，與台灣的詩人有來往，因此在風格上兩地自然有相近之處。（黃國彬《香港的新詩》）
50年代以後力匡、黃思騁等的《人人文學》、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劉以鬯為《香港時報》主編的《淺水灣》，都以顯著的位置發表新詩，對新詩的現代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洛楓在《香港早期現代主義的發端》（載《詩雙月刊》第8期）文中高度評價了馬朗以《文藝新潮》為陣地對倡導新詩現代主義的貢獻。1956年創刊的《文藝新潮》，共計出版了15期。它在香港新詩向著現代主義進展中的重大作用，得到學界的公認。劉以鬯和梁秉鈞都肯定《文藝新潮》在促進香港早期現代詩發展所具有的引進和啟蒙的意義和作用。在它的影響下，1955年出版了《詩朵》，1959年出版了《新思潮》，1963年出版了《好望角》，這些工作都對香港新詩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馬朗回憶說：想辦《文藝新潮》是1959年秋天的事。當時，海外烽火四起，世亂日亟，香港的人心和現在一起動蕩……我們出版這本雜誌，從頭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開始一個新的革命，一個新的潮流一這個潮流就是現代主義……在這個時期以前，受到政治勢力的影響，我們的視聽都被蒙蔽多時。回到香港，破除蒙蔽的屏障重新觀看裏外的世界，我們覺得處身於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麵臨新的黑暗時代，彷徨迷失，於是感到需要一個中心思想，在文學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要在藝術上建立理想的樂園。這便是朋友們後來所說的推動新的浪潮的曆史任務，也就是我們最初要在革命的狂流中開始一個新的革命。這個新的潮流，就是現代主義。（馬博良《（文藝新潮）雜誌的回顧》，香港《文藝》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