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實的困惑和失望轉而在文藝和詩中實現理想的真、善、美境界，現代主義在香港的移植也披上了東方文為世用的色彩。馬朗為《文藝新潮》寫的發刊詞的題目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鄉下來》。該文宣稱理性和良知是我們的旗幟和主流，緬懷、追尋、創造是我們的使命，這裏的現代思潮浸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人世精神。他們要在一種新的藝術精神下麵發揚傳統的道德力量。可以看出，香港的現代詩的作品比台灣紀弦一班人的宗旨更接近中國的傳統精神。從它的宣布來看，作為一種藝術思潮，它與現實的關係更為切近，它是應心靈的召喚和對現實的寄托而選擇了現代主義的。它受中國傳統詩人的人世精神的驅使，而使現代主義在這裏得到某種相應的改造。
現在看來，香港的中國新詩在20年代，盡管五四的新詩革命精神從內陸轉到此地是一種遲到現象，但是由於當日前驅者的傳播，使這裏也直接受了五四的薪傳。很快進入了30年代，直至40年代，左翼提供的現實詩風對這裏的創作有較大的涵蓋。可以說，大體在40年代之前，由於也感受到中國的艱難，香港的詩風同樣介入了社會和民生困苦。到了60年代，則如上所述，香港與台灣相對地與大陸產生疏遠，因此時台、港詩藝交流多。當時正是現實主義潮流湧現的時期，而在這裏成為主導現象的卻是現代主義詩風的披靡。現代主義潮流為香港詩壇帶來了活潑生機，但也使部分詩風轉向晦澀，甚至在某些人那裏成為一種流行現象。對此，黃國彬有過較為冷靜的評論：成功的作品，濃縮凝練，擺脫了三四十年代的不少陳腔。語言、意象、主題都十分新穎；失敗的作品，主題含混、焦點模糊、結構鬆散、語言淩亂、意象雜糅，連作者本身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香港的新詩》）這種詩風趨附時尚的現象，持續了整個60年代，進入70年代始有較為冷靜的調適。
現代風的吹刮，促使人們生發出對於理想化的藝術殿堂的景仰和膜拜，於是往往迷戀於那種刻意造出的現代氛圍。相反，如三四十年代那種對於現實的鍥人反而淡漠了。因此，有的評論家認為在60年代，許多詩人即使生活在香港，也不大寫日常的生活，而是寫比較遙遠的題材，寫想象中的世界，筆觸比較出世黃國彬《香港的新詩》）。概括地說，60年代的香港新詩比較浪漫——它與現代主義的移植及改造有了奇異的結合；進入70年代則是一種反浪漫的趨向，寫實傾向有了新的興起。香港的地方生活氛圍和人們生活的實際情況開始得到更多的注意。可以說，香港重新進人了詩人的視野，香港也受到更多更切實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