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人70年代，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長大的詩人都已進入詩壇，他們有可能獲得比前輩那種流動性、即興式更為固定和穩定的生活條件和寫作條件，來表現他們自己的環境，風情或人情的思考。例如羈魂筆下的旺角和也斯筆下的北角或鰂魚湧，都是這種追求的成果。在也斯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中出現了大都市繁忙緊張且又有些清冷的場麵：
情感節省電力，
我們歌唱的白日——熄去，
親近海的肌膚，
油汙上有彩虹，
高樓投影在上麵，
巍蛾晃蕩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跡，
走一段冷陽的路來到這裏，
路階指向鈦色的空油罐，
隻有煙和焦膠的氣味，
看不見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橋庇蔭下，
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裏待渡。
在看似冷靜的畫麵中無聲地傳遞著詩人對於生活的專注與凝視，這當然不是對於周圍世界無動於衷，而是一種切實的關注。
同樣寫於70年代的黃國彬的《天堂》，也表現了詩人對這個都市真實生活的更為深人的剖析：
天堂的街道生長期便秘的大腸，
早上，中午，黃昏，
都塞著一團團的汽車，
（裏麵坐著生活安定的Executives和靠股票生活的男女）
痛苦地，半寸，半寸，蠕動。
打嗬欠的黃昏，
被的嗒亮度夠了的寫字樓職員，
患神經衰弱的寫字樓的職員，
西裝裏的一條公式，
打天星碼頭一星期奏六日單調的，
大鍾下蹌踉走過；
……
鋼筋水泥是夢魘，
自灰暗的天空向下猙獰，
千萬雙盲瞳空空窺射滿街陰森，
自四麵八方撲下來撲下來，
欲噬你吃罐頭長大的百多磅，
要逃，你會逃入不同牌子的虎群。
這裏有對真實生活的鍥人，也有傳統的對於城市的壓迫感，以及對這種壓迫感的初始而潛在的反抗的激情。長期便秘的大腸，具有現代風，其中融彙著現代主義對於城市的批判，但卻明曉通暢，它代表了典型的70年代的思考。黃國彬還有一首《逼近》是寫地產公司的兀鷹眈眈逼視，人們居住受到壓迫的困境。
70年代以後，香港地區詩刊詩社勃興，胡國賢在專文《從文社到詩社》中曾說：70年代開始，文社風潮，日漸消退，但不少文社成員繼續以個人身份努力創作。本來成就不大的新詩，反而由此開拓了新的蹊徑那些文社過來人，於文社潮的滔滔浩浩中溯洄涵脈，進而專注於新詩的創作和提倡，更直接間接地導致80年代詩社及詩刊的勃興。《詩風雙月刊》總20期）這段文字透露了文學社團和刊物的盛衰進退對於文運詩運的關係，香港的詩人總在這種浮沉交替之間得到某種鼓勵和切蹉。可以說，70年代至今，香港詩界的創作出版大體趨於穩定，詩人的創作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80年代以後，隨著大陸政治局麵的改觀，台灣與大陸來往趨於頻繁，各地詩的交流也有了加強，隔膜與偏見逐漸得到消解，大陸自朦耽詩開展以後，三地兩岸之間的詩觀也逐漸接近，彼此隔離和對立的情況有了改善。各地詩刊開始互登作品。逐漸地趨於溝通和對於大中國新詩構局的體認，這是中國新詩從創始到今日曆時70餘年間出現的最好的互通和交彙的曆史時機。
生存環境
香港新詩作為中國新詩的一部分，當然與五四的新詩傳統同一源頭。作為與中國古典詩詞相對應的中國新詩，不論它在中國的哪些地方生長，它總帶有中國新詩的共同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政治的和曆史的原因造成的各個地域之間的差異，不僅影響到經濟，而且影響到文化以及文學。中國的各個部分在長達數十年的彼此間離中，在同質之中產生各具特色的異質，這是它們彼此區別的基礎，研究者對此自然不能回避甚而忽視。就香港地區的詩而言，它是有別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首先在香港是一個長期被割裂的殖民地。從行政隸屬來看，在1997年7月1日以前，它是英聯邦成員是英國的一塊海外轄區。但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居民卻是中國人，講粵方言，其文化形態、家庭組成、民族習性都與中國本土的居民相同。但它又是華洋雜處的地方，英國的屬地，加上國際性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它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潤相當深刻。教育製度、社會形態、風俗禮儀自然也受西風的深刻影響。中西文化的交彙和流動，以及兩種文化差異帶給居民的心理壓力和緊張感，當然是香港以外的中國人所難以理解的。如下一首詩，它通過城市街道的紛繁，所傳達的意緒則是典型的香港人那種飄浮不定的無根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