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是東，
方向是南，
方向是西，
方向是北，
有人從街口的地方走出，
麵對大群的人和飛馳的街車，
忽然被嘈雜的聲音擊倒在地上，
看見四方八麵而來的車輛和人群，
不停地運行，
他發覺自己，
站的井字形的路口上，
和眾多交通燈的顏色指示，
混亂的方向，
我們的腦海裏，
找不到固定的路向。
（迅清：《方向》）
這是典型的香港街頭的、也是香港人心靈的詩意。香港的詩，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它有相當的優越性獲得世界性的藝術方法、意象係統和語言傳達，因為它與世界息息相通。香港了解世界，世界也了解香港，在國際交往中，它不存在障礙。因而香港的詩與世界潮流沒有隔閡，它的地位和處境使它在接受最前衛的詩觀和詩式時，顯得是順理成章的自然。
香港身處世界的漩渦之中，因此詩觀上也是開放而自由的。香港世界性的地位，使在這個地區裏所有的來自各個國度的人都平等而和睦地相處。它的文化多元形態首肯了文學和詩的多元性。在一個資本發達的自由地區，文學和詩的民主性幾乎就是先天的，它絕對不能容忍單一模式的專橫和強加。就詩而言，多種藝術思潮在這裏的存在猶如商品在香港市場上一樣，它們平等，但它們又在平等的前提下優勝劣敗，自由競爭。
所以香港詩的多向度的選擇是它的基本生態。但在這優點的背麵，即它在對於中國的文化母體的了解和汲取方麵，有著異乎尋常的陌生感。加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這種陌生感甚至還包含了某些警惕和提防。香港人的民族根意識是強烈的，它保存了中國文化傳統中那些最穩定的部分，例如作為社會的細胞的家庭以及社會意識，但它又對未來的生活感到隱優和不安。
香港的文化和文學目前大體保持了此種兩難的處境，這也成為當前香港詩內容及形式風貌方麵的一大特征。如下一首詩所寫，就充分表達了香港詩人的這種失衡而不寧的心態：
這就是我所談的悲哀，
這就是我們的背景，
桌上堆滿廢紙、煙灰缸和黃色刊物，
這一年依舊屬於鏡花水月，
無愛無雲，
沒有漢魏，
沒有唐宋元明，
還沒有回醒……
造詩讀哲學，
耳旁響起，
你是中國人，你是華夏子孫，
外麵還加上音樂，
通向鄰家廚房的門還沒有關好，
西方空氣依然可以，
放進來，
忽然想起甘乃迪，
也許看一看艾略特，
也許看一看李商隱、曹雪芹，
他們依然在，
在我的夢魂。
（馬覺：《香港，一九七零》）
對前途的懷想，某種民族自強的興奮又夾雜著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對強大而悠久的中國文化感到驕傲和自豪，但曆史性的飄零產生的無根感，又使之懷有自卑心理。加上香港日常用語以粵語和英語為主要語言，這樣對於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普通話的陌生甚而畏懼，使他們在文化上既認同又疏遠，這也影響到香港詩的創作和繁榮。公平地說，一些香港詩人的作品中的語言並不規範，中文和英文夾雜，粵方言的人詩，加上一些隻有粵、港人才能理解的字詞，都損害了香港詩的質量。如人們演講鹹濕的故事/並且加一些粗口。這裏的鹹濕和粗口，在普通話裏並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