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報紙立場與時代潮流
1.報界的立場與社會的需要
近代中國的新聞界對客觀、公正等新聞理念缺乏應有的認知，不同的報紙主持者和編輯者，對這些新聞理念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而社會對新聞媒介的權利和責任等問題，整體上處於較低水平的認知階段。在近代中國特殊的生存狀態及國人敏感的民族心理下，新聞界沒有自身明確的定位和界限，很容易在社會壓力下放棄應有的客觀獨立的報道立場，傾向於追隨甚至是取悅於社會上某些流行的行為或觀點。
我國近代幾家著名民間報紙對於客觀報道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為世人所詬病，而共產黨所代表的日益進步、向上的形象逐步贏得民眾，特別是渴慕革新的青年的青睞。① 報紙能否及時提供這個領域的信息成為擴大其發行量及提高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大報竭盡所能，在政府的新聞政策和讀者需求之間尋找可以操作的空間，有時甚至不惜得罪政府，以取得讀者的歡迎，擴大自身影響。
以《新民報》為例，該報在20世紀40年代經濟能夠獨立後，一方麵不願與任何黨派和政治勢力發生依賴關係，一方麵作為營利性報紙，又不得不重視報紙銷路而不得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該報主持者對共產黨的認識最初並沒明確的觀點，但知道“報紙在宣傳上一定要顧及群眾情緒的，因此必須尋找一條方針，既能迎合讀者、擴大報紙銷路，又能不導致報紙立場失衡，以至惹惱當局置報紙於死地”，因此最終將自身的辦報方針定位為“中間偏左，遇礁石即避”。②
其實，這樣的方針在各報紙中也非獨創。當時有些報人為了報紙的發行，往往請一些進步人士，甚至地下黨人來辦報，這裏不乏為贏利和報業發展而采取的“冒險主義”。成舍我在其主持的《世界日報》和《立報》等報社裏，都曾起用過地下黨和相當多的進步人士，如《世界日報》的主筆張友漁、《立報》總編輯兼經理薩空了等。張友漁寫的社論曾被國民黨稱為“粉紅色”社論，《世界日報》也因此得名“粉紅色報紙”，而正是這種“粉紅色”的麵孔因為迎合了時代潮流而受到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歡迎，③《世界日報》的名聲也隨之日高。
與此對照，《大公報》有非常清晰的原則，絕不容許言論過界，失去其自身所持定的立場。這個時期的《大公報》堅持一貫標榜的“四不”原則，不輕易跟風也非盲目排斥。它不會為吸引讀者而去刻意起用具有共產黨背景的新聞人員，報社內部也沒有任何共產主義性質的小組，其言論權基本牢牢掌控在報紙最高負責人手裏，盡量維護四平八穩的報道路線。《大公報》的態度雖然遭到過不少辛辣的攻擊和嘲諷，但其社會影響力和權威性卻日漸增長，獲得了社會的尊重。從發行量而言，它與上海的幾家大報有不小的差距，但它對那個時代的影響卻絕非發行量可以衡量。在中國報界，能像《大公報》那樣提出“四不”原則，並竭力持守的報紙確屬鳳毛麟角。
總體而言，不少民間報紙的主持者通常站在吸引讀者、有益國家的角度，引發社會對某些問題的關注。新聞業者的愛國良知使他們對報紙在改變國家命運方麵寄予較高期望，希望以諍友的形式來輔助國家，並非刻意與政府相對抗或對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戰。但不可否認，一些民間報紙也因缺乏明確、堅定的立場而受到外力或社會流行思潮的滲透或影響，不知不覺間失去應有的客觀立場。
媒介在各種利益關係中，如果不能承擔起向讀者提供客觀報道的責任，就無法站在社會、國家及長遠的利益立場上，發揮輿論作用。保持客觀立場，盡力使讀者得到全麵的信息和客觀的報道，是報界始終努力的目標，這對於避免報紙被任何一方的意見完全左右或淪為被利用的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早期的報紙決定論
隨著報業的發展及其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力的增長，報紙媒介的作用引起人們進一步的討論和思考，有人甚至將推動社會變革、謀求社會進步的理想寄托在社會精英主辦的民營報紙上。
20世紀40年代，報紙中的言論已由附屬於新聞報道而發展到獨立地位，成為報紙中兩大重要內容之一，足可與新聞報道分庭抗禮。薩空了將這個時期報紙中的言論分為社論、專欄論文、副刊及反映民意的讀者論壇等四大部分。
1943年，薩空了在《今日中國報紙中的言論》中，就中國報紙的言論問題，提出新聞輿論監督中的精英路線觀點。他認為，國內讀者教育水平很低，報紙大概隻能影響總人口的1%，但這些人卻是對中國最有力量的人，中國今後的命運將靠他們的努力決定，所以絕不應忽視他們的影響。他將中國比作一條航船，將報紙能影響到的這1%的中國人，或這1%中的千分之一乃至萬分之一的人，比作駕駛航船的人。他認為現實中肩負這一責任的當然是民營報紙，所謂“民營”中的“民”是指除駕駛者之外的1%中的少數份子。他理想中的報紙模型就是除駕駛者之外的這批精英，領導並代表其餘99%的民眾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