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通過提高報紙的文化水平來提高一般社會的文化水平，以解決中國報紙迎合閱讀者不良趣味的問題。因此，新聞學專家被要求擔負起提高文化水平的責任，而一般教育家們也須積極擔負提高文化水平的責任。① 實際而言，雖然新聞學的修養與文化水平的提高有重要關係，但絕非根本原因。
新聞記者失節問題同樣受到關注。早期的新聞研究者認為，記者除因待遇微薄而曲其筆外，其他如意誌薄弱、學曆欠缺，尤其是缺乏純正新聞學的修養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這些以外則是外力的引誘，如政界中各種利用記者的方法。這些情形造成外界對新聞記者的不良看法，不願和記者接近，或不齒記者的人格，而記者一方卻仍執迷不悟。任白濤在40年代曾說：“到現在，中國一般社會，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還沒有徹底認識記者的責任。”②
4.真實正直之廣告
不良廣告成為當時報刊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社會、國家甚至報紙本身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尚處於較低的階段，大報上也時常刊出誇大其詞的藥物廣告，社會也不以為意。
當時報紙的某些廣告為招徠顧客，常有欺騙讀者的成分，特別是治療性病的藥物廣告，有的純屬騙人。這些廣告雖可為報社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卻有損報紙的聲譽。部分有識之士在主持報刊時，已對此問題表示關注，並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防止虛假廣告，維護報業名聲，其中以《立報》最為典型。
為免於廣告對報紙產生不良影響，《立報》在創辦之初，摒棄了用刊登大量廣告來掙錢的辦法，以“日銷百萬”為目標，希望獲得讀者，通過巨額銷售量來掙錢，為此，主持者更多著眼於改造報紙麵貌。
《立報》迅速在上海打開局麵後，成為各報紙中銷路最好的一個，同時它的廣告問題也凸現出來。各行各業的老板都想在《立報》上登廣告，但因起初報社不登廣告而遭到拒絕。這些廣告戶看重報紙讀者多，為了宣傳，寧肯多花錢，報社越不肯登，就越想登。
報社內部在登與不登的問題上，也發生矛盾，有些人不同意有錢可賺而不賺。在外部利益的驅動下，《立報》的廣告之門最終還是被打開，但主持者堅持原則，要求添加一條協議，即不是什麼廣告都登，賣性病藥的廣告不登，因為是真是假弄不清。《立報》決定刊登廣告後，特別發表《關於添廣告》一文，向讀者闡明報社對刊登廣告的態度，明確表示，該報所登載的廣告是有限製的，不會妨害報紙的內容，廣告決不超過六欄。廣告之“門”既然被打開，對報社而言，就隻能守住不能登騙人廣告這一角了。③
1949年後，隨著共產黨機關報體係在全國的建立和民營報刊的逐漸消亡，政黨機關報成為我國報業的主要組成部分。黨和政府對報業改造完成後，我國的新聞格局和新聞指導思想逐步成型。
新政權建立後，直接麵對如何讓廣大群眾及時了解政府的施政方針、政策以及將要在各方麵展開的工作，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鞏固政權、反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和幹擾，建立全麵、係統、迅速通暢的宣傳渠道等，這些課題成為當務之急。除依靠行政係統內的信息傳達手段外，大眾媒介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特別對文盲占大多數的我國而言，新聞廣播成為麵向全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最為便捷、有效的政策宣傳渠道，廣播與報紙一起成為這個時期的兩大主要傳播媒介。廣播事業受到極大重視，包括各地廣播電台、收音站及相關工作人員在內的廣電事業迅速組建。我國電視事業也開始最早的嚐試，但因物質、技術、資金等各方麵的消耗遠超出廣播事業的投入，加上“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被軍管，影響力非常有限。
自20世紀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的二十多年時間裏，新聞報道中充斥假、大、空，嚴重違背新聞報道原則和新聞職業道德的情形，是我國新聞史上一段教訓極為深刻的時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新聞界才得以正本清源，並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