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0日，由上海市文管會召集，舉行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新聞出版界座談會。文管會副主席範長江就報業的民營問題指出，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有些私營的文化、出版事業單位，是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應該稱“民營”的，或屬於“民營”的，但在人民政權下，政權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這裏隻有公營和私營之分，不再是“官方”和“民間”的區別（1949年6月21日《文彙報》）。根據這樣的標準，《文彙報》就被認為是私營文化企業了。③ 在這裏，“民間”等詞一旦被賦予新的內涵，就變成敏感的字眼，似乎注定要成為曆史了。
同年9月20日，胡喬木在《新民報》五地分社代表聯席會議上，對《新民報》如何適應新形勢、完成宣傳任務，發表了重要意見。他指出，《新民報》可以根據過去的傳統與工作經驗，來滿足它所聯係的某一部分讀者，引導這批人進步。他還建議，《新民報》對新華社發的新聞稿，不妨在文字上加以刪改，使其更易通俗，並要他們注意社會新聞，發揮移風易俗的作用，內容可以日常生活常識和通俗文藝為主。① 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在1950年6月談到，《新民報》的讀者主要應是中小工商業者、廣大店員、裏弄居民和家庭婦女，晚報的讀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後業餘時間看的，所以內容必須要輕鬆些，即使講大道理，也要用各種不同的、輕鬆的、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講。②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領導人由於認識到少量私營報紙存在的必要，所以對私營報紙實行了扶持政策。1949年11月30日，中宣部致電華東局宣傳部要求其對《大公報》等報予以扶持。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後，一個公營、私營、公私合營並存的報業格局曾存在一個時期。據新聞總署1950年2月28日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報紙281家，其中私營報紙至少為55家，上海的私營報紙最多，有14家。③ 私營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較早較快，1950年下半年起，《大公報》、《文彙報》等相繼實行公私合營，到1953年初全部實現公私合營。後來，又逐漸退還私股，全部成為公營報紙。這時期，新華社建設成為統一的國家通訊社，是國家集中統一的新聞發布機關。
新聞總署成立後，要求所有報紙都擔負指導中心工作的職能，因此私營報紙也開始效法黨報的宣傳，漸漸失去了特色。黨報在群眾中具有一定的影響，使私營報紙逐漸失去自身存在的可能，黨的機關報開始一統天下。④
2.政策變動下的新聞界———以《文彙報》為例
1957年春季，黨和政府號召知識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接著，中共中央又決定開展全黨整風運動。於是，廣大群眾和知識分子通過各種形式“鳴放”，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許多批評和建議。在此過程中，《文彙報》與《光明日報》最為活躍。
從6月8日起，開始了反右派鬥爭。7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社論《枙文彙報枛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文彙報》在春季裏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羅隆基—浦熙修—文彙報編輯部，就是文彙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係統”，這樣的論斷顯然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在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過程中，《文彙報》6名編委和15名編輯記者、職工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一些黨員負責幹部受到黨內錯誤處分，造成了不幸的後果。①
此後，根據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等精神，從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文彙報》按照“百家爭鳴”方針，就哲學界、經濟界、文藝界、教育界提出的問題，在報上開展實事求是的討論，糾正當時主要由於“左傾”所造成的缺點、錯誤，有利於探索客觀規律，認識科學真理。但1959年8月廬山會議後，主要因“左傾”造成的缺點、錯誤，卻被當作右傾來反，於是“雙百”方針在報紙上再度銷聲匿跡，“左傾”思想不斷泛濫。②
三年“大躍進”期間，《文彙報》和全國報紙一樣，也錯誤地為高指揮、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推波助瀾。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曾突出宣傳“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錯誤觀點；在新聞報道中，不見分析地把科學家、工程師、教授、學者，統統當做“保守派”、觀潮派、促退派，加以醜化。接著，又搞所謂“拔白旗”，對一批專家、學者和好的文藝作品作了錯誤的批判。③
1960年冬，黨中央從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著手，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同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1961年1月底，黨中央又向全黨批轉了中宣部關於《文彙報》開展學術爭鳴情況的報告。6月，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針對“套框子、打棍子、戴帽子、抓辮子、穿鞋子”等“五子登科”的“左傾”錯誤做法，重申了黨的“三不主義”，支持各級領導要按照藝術規律來領導文藝工作，反對瞎指揮。這時期的《文彙報》大量增加文教新聞，接連發表了全國各地近百個知識分子的訪問記，表彰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人才、著書立說、進行科學研究等先進事跡，反映他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其中包括為那些在反右派、拔“白旗”中批評錯了的知識分子恢複名譽。④
但這種良好的形勢並沒有持續下去。1962年10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鬥爭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並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在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的情況下，報紙對黨內外錯案的糾正，被說成是“翻案風”，理論學術討論被說成是“民主自由風”，對工作中錯誤缺點的正常議論被說成是“漆黑一團風”，而這些風又被說成是與“單幹風”相結合，是“資本主義複辟逆流，並與國際上反華逆流相呼應”，國內新聞輿論的形勢隨之陡變。1963年1月，在上海市委思想工作會議上，市委主要負責人指斥《文彙報》開展學術討論是搞國共合作。1965年10月，《文彙報》被指定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枙海瑞罷官枛》，成了“文化大革命”進行輿論準備的陣地。①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挫折和損失的十年，也是《文彙報》陷於全麵黑暗的十年。1967年1月，《文彙報》被林彪、“四人幫”一夥進行反革命奪權後，淪為反革命的輿論工具，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全麵專政的工具。根本顛倒敵我關係，煽動懷疑一切的反動思潮，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根本顛倒實踐和理論的關係，狂熱鼓吹個人崇拜，宣揚唯心主義，肆意推行愚民政策，百般摧毀、醜化知識分子和群眾。假、大、空、黑，連篇累牘，泛濫成災，②這種情況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三、廣電係統的建設
1.廣播事業的建設與改造
我國廣播事業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已有所發展，新中國成立後，對新聞廣播事業采取逐步改造的政策。關於對待私營台的方針，中共中央1948年11月製定的《關於新解放城市的原廣播電台及其工作人員的政策決定》曾作了原則性規定：“新中國之廣播事業，應歸國家經營，禁止私人經營。在確定國營時，對某些私人經營之廣播電台及其器材，可由國家付給適當之代價購買之。”③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交通不便，文盲眾多，報紙種類和發行量少，無線電廣播事業成為群眾性教育宣傳的最有力的工具。截至1949年12月，全國大陸有人民廣播電台49座，另有私營廣播電台30多座。① 到1953年，全國各大城市的私營廣播電台全部實行公私合營，後又並入當地的國營廣播電台。私營電台的改造以上海最具代表性。1953年9月，根據上海聯合電台私方代表提出的自願將私方財產實行轉讓的要求，人民政府以9億人民幣（舊幣）收購了屬於私方的設備和器材，將該台並入上海人民廣播電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