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改造原有廣播事業的基礎上，也加大了對廣播事業的發展力度，使廣播事業在國家的支持下以極快的速度發展起來。③ 當時，我國無線電工業還是空白，自己不能製造收音機，全國僅有收音機100萬架左右，為此黨和政府采取了建立廣播收音網、發展集體收音的措施，以初步解決收聽工具不足的困難。
1950年4月，新聞總署發布《關於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根據決定精神，全國各縣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各級政治機關以及其他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均設有專職或兼職收音員，收聽或記錄中央和地方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的新聞報道，向群眾介紹廣播節目，組織群眾收聽重要節目。④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要求在黨的每個支部設立宣傳員，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設立報告員，以收聽和傳布人民廣播。同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重視廣播》的社論。5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播“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少年兒童廣播節目”和“部隊節目”。在這種情況下，廣播開始廣泛地進入並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
新政府把工人隊伍視為廣播的重要宣傳對象。9月12日，政務院新聞署、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布《關於在全國工廠、礦山、企業中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大力開展工人中的廣播工作，城市中的廣播事業也在繼續推進之中。同年，我國除西藏外，各大行政區和省、直轄市都成立了人民廣播電台，並完成了對上海、重慶等七大城市的34座私營電台的社會主義改造。7月，經中宣部批準，中央廣播事業局又發展集體記者31個。至此，全國絕大部分地方電台都擔負起中央台集體記者的任務。⑤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12月，全國建立縣區收音站2萬多個，有42000多名收音員活躍在廣大城鄉，人民廣播事業有了初步的群眾基礎。50年代初建立起來的城鄉收音站，初步解決了收聽工具不足的困難，但隻能轉播上級廣播電台的節目，不能自辦結合當地需要的節目。1952年4月，吉林省九台縣利用電話線傳送廣播節目成功，辦起我國第一座縣級農村有線廣播站，其後九台的經驗在全國許多省份的農村進行推廣，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農村有線廣播站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到1956年底，已有有線廣播站1458座、有線廣播喇叭50多萬隻。這些廣播站對剛剛組織起來的億萬農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帶來了顯著的變化。①
農民在我國占大多數，廣播在幫助他們在思想觀念上與新政權建立認同關係、了解國家的政策和發展等方麵存在顯著優勢，政府高層領導者對此非常重視。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發展農村廣播網”，提出了發展農村廣播網的計劃。次年1月，中共中央頒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其中第32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按著各地情況，分別在7年或者12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隨後，中央廣播事業局確定了農村廣播網的建設方針：在黨的領導下，依靠群眾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設備，因陋就簡、分期發展、逐步正規、先到村社、後到院戶。②
政府對農、漁等產業和邊遠地區則建立收音站，依靠專人收音再進行傳播的方式，使廣播的宣傳功能繼續延伸下去。1955年，國務院發布關於在農業、畜牧業、漁業生產合作社設立收音站的指示及關於在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在組建廣播事業外部設施的同時，廣播機構對廣播的內容也進行了擴充。4月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中央報紙摘要”節目，7月4日改名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該節目受到廣大聽眾的歡迎。③
在“大躍進”的浮誇氣氛中，廣播事業同樣成為假、大、空的陣地。1962年1月27日，毛澤東在黨中央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要求“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事業局要檢查一下，看看前幾年說了哪些不妥當的、違反政策的、對人民不利的話，說了哪些助長‘五風’的話”。1月30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1958—1960年在國內宣傳方麵所犯的嚴重錯誤，寫出了初步檢查。④
農村廣播網的建立，對廣播的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廣播節目必須考慮到廣大農民聽眾的需要，因此增加與農村生活有關的節目成為必要。1965年8月，周恩來總理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專門麵向農村的一小時節目後，次年1月1日起，《對農村廣播》和《農村俱樂部》節目正式播出，每天一小時。隨著農民逐步成為廣播直接或間接的宣傳對象，我國聽眾人數也較1949年前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政府政策法規得以及時傳達，大眾媒介的影響領域和範圍迅速擴大，民眾也從最初被提供信息到逐步形成需求信息的生活習慣。
1966年6月9日，陳伯達派人到中央廣播事業局聲稱，廣播局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存在資產階級保皇派，引起全局混亂。8月1日，《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開始播送《毛澤東語錄》，此後廣播係統的運作和宣傳進入特殊的曆史時期。
2.電視台狀況
1963年2月19日，國務院文教辦公室批複中央廣播事業局關於電視台調整問題的請示，按照調整計劃，全國電視台和電視試驗台隻保留北京、上海、廣州、沈陽、天津、哈爾濱、長春、西安8座。“文化大革命”伊始，廣電事業即遭到衝擊，與報紙一樣逐步失去真實、客觀的報道立場，成為片麵宣傳以及浮誇、造假的輿論工具。①
電視台方麵盡管影響有限，但不久也被迫進行調整，北京電視台自1967年1月1日起，於節目開始時先播出毛澤東主席像和語錄，3日起又暫時停止一般性的電視播出。1969年5月，中央台大量增加“革命樣板戲”播出時間，該節目占全天播出文藝節目時間的85%以上。② 為加強對地方廣播電台的控製和管理，1967年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對地方廣播電台實行軍事管製，各台隻能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同年底，中央廣播事業局也被實行軍管，直到1973年1月才告結束。
與此同時，電視台的傳送技術、影響範圍仍在發展中。1970年，北京電視台的節目傳送範圍從天津、河北、山西、陝西，擴大到湖北、遼寧、河南、山東、湖南、安徽、浙江、江蘇、四川、江西、廣東15個省市。1973年10月1日，北京電視台彩色節目轉入正式播出，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杭州等地試轉了彩色電視節目。1975年，全國初步形成了電視廣播網，全國使用微波線路收轉北京電視台節目，可向北京回傳部分節目的省、市、自治區達26個（除西藏、新疆、內蒙古外）。③
“文化大革命”中，在報道內容方麵已失去服務社會和民眾意義的電視台，其硬件設備方麵仍有所進展，因此其消極作用也無形中擴大。對那些已違背社會發展和公共利益的新聞內容而言，媒介硬件的發展隻能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從這樣的意義上，大眾傳媒自身的確需要更多的反思。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由於“四人幫”對廣播電視關於周總理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從內容到播出次數加以限製，以致廣播電視的宣傳報道沒有充分反映出人民的感情和願望，激起群眾極大憤慨和不滿。當時民眾對媒介的接受或反對，更多的是聯結於其背後所代表的力量，可以說我國媒介在當時民眾心中很少是一個獨立的角色，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們等同於政府的代言人。
這個時期，全國報紙、廣播、電視幾乎等同為傳播和闡釋政府政策的工具，盡管大眾媒介所謂的權威性及影響力的確仍在，但新聞的真實、客觀、公正等原則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喪失殆盡。在極“左”思潮、盲目崇拜等風氣借助大眾媒介充斥全國的時代，讀者和聽眾也成為這些宣傳的犧牲品，被動接受著閉塞、單一的信息，逐步喪失獨立思考及自我反思的能力，即使尚存有思考者，也很快被批判、打倒，真正的社會聲音在媒介上實已無表達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