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私營報紙不得不麵臨出現的新問題。首先，它對完全陌生的辦報形式和宣傳內容不適應；其次，它熱衷於社會新聞，而一些政府機關對私營報紙的記者均有戒心，使他們很難采訪並獲得主流新聞；再次，廣告收入作為私營報紙的主要財源，在百廢待興的經濟現狀下也較從前減少。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政府對新聞出版事業實行比其他行業更早的公私合營政策，報社內部成立共產黨的組織，並逐步改造成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社會主義報紙。1953年後，由私營變為公私合營，繼而又轉變為公營的原民間或民主黨派的報紙，全國隻剩下《文彙報》、《新聞日報》、《新民報晚刊》、《大公報》和《光明日報》5家。①
南京政府時期，民間報紙尚存一些優勢和活動空間，但新中國成立後在強大的官方輿論宣傳體係下，這些報紙顯得力不從心，他們在努力維持營業及應對外部壓力的過程中，開始對自身的命運和前途表示迷茫和擔憂。
一、《文彙報》的境遇
1.私營報紙的弱勢
《文彙報》原為愛國報人集資創辦，新中國成立前是一張高舉愛國、民主旗幟的進步的“民間報”，在群眾中享有盛譽。新中國成立後因與黨的機關報性質不同、條件不同，《文彙報》與其他私營報紙一樣，遭到差別待遇，突出表現在“信息不靈，采訪困難，發言更難”等問題上。①
民間報與機關報的不同待遇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從獲得信息的渠道看，《文彙報》無法和機關報競爭。當時《文彙報》主要通過每星期一次由華東局和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召開的各報負責人會議，了解本地情況和宣傳意圖，而《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兼上海市委的機關報，由華東局主要負責人直接領導，社長兼總編輯可以列席華東局書記的辦公會議，副社長兼總編輯可以列席上海市委常委會議，發給報社的文件和材料也多，能及時了解黨和政府的意圖，獲得各方麵的信息。
另外一個劣勢是，在具體采訪中，當時一些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和其他基層單位對私營報紙的記者不信任，有的不讓采訪，有的敷衍了事，因此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在很不平等的條件下競爭。有時，各報記者同赴一個單位采訪，黨報個別記者常常取走所有資料和材料，《文彙報》的一位女記者就因遭受這樣的差別待遇，大感委屈，為此回報社大哭一場。
新聞采訪如此，言論寫作更艱辛。關於私營報紙的報道界限，政府明確規定，“對於國際新聞和評論，對全國、全市重大的政治新聞，均須以新華社的稿件為準”，“不得解釋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這樣一來，凡涉及這些範圍的報道，私營報紙就隻能重複新華社的稿件或人民日報社論講過的情況，②其他所有另辟蹊徑的采訪和獨立的觀點，在新的政策下都成為遙不可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私營報的獨家新聞越來越少，版麵沒有什麼自己的明顯特點，除有些通訊尚有可讀性外，其他新聞與別的報紙基本相同，有的新聞還由於種種原因出現漏掉或刊登不及時的情況，③私營報紙的生存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文彙報》複刊一年間，在政治上基本遵照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在辦報格局上依照傳統特色來辦報，但國家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何根據過去的傳統特色與工作經驗，使《文彙報》適應新社會、新形勢和新需要，又如何在新的報業格局中，從實際出發，找出一條發展的途徑，這是當時的《文彙報》領導層不能一下子解決的問題。
2.徐鑄成的苦悶
新中國成立後，私營報業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尷尬和無奈，其經營者也不得不努力學習適應新的環境，但這個過程卻使他們倍感艱苦。
1949年，徐鑄成在日記中談到《文彙報》麵臨的新情況時，表示“無奈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徐鑄成說此番話時，《文彙報》正先後因兩件事遭到批評。一件為刊發長沙解放消息而起，《文彙報》在長沙解放之日，已通過無線電收到確訊，因此於翌日刊出該條消息，但立即被指為搶新聞，是資產階級辦報作風，因為新華社尚未正式公布該消息。另一件則是因對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編排受到批評，《文彙報》要聞編輯鄭心永在發表該文時，按所列問題作了分題以醒眉目，但即被指責為離經叛道，理由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隻能作經典鄭重排版，安可自由處理！徐鑄成因之感歎“總之，老區方式，蘇聯套套，隻能老實學習，不問宣傳效果，此為當時必經之‘改革’”①。
在此情況下，徐鑄成說自己每寫社論時“艱以執筆”，“因數十年記者經驗，從不慣於人雲亦雲，思想未通即先歌頌，每以此為苦”。老友李平心體諒他的苦心，常陪其熬夜，而徐則“舒紙半日，尚未能下筆，輒請平心代勞”。因此在《文彙報》複刊一兩年中屈指可數的幾篇社論，實際上是以其老友李平心所撰寫者為多！② 此種情形，雖寥寥數筆，已看出徐鑄成這樣的私營報紙主持者，在迥別於昔日的政治環境中，內心所感受到壓力和無奈。
1950年，《文彙報》的銷數大約10萬份。值得一提的是，在這10萬份中，沒有一份是公費訂閱或組織訂閱的，都是讀者自掏腰包購買，因此也不算少了，但因廣告收入奇少、定價又受限製，加上白報紙的供應也不充分（解放初期，白報紙主要還靠進口），報社的業務一直沒有起色。
同年春，中央召開新聞工作會議，由新成立的新聞總署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共同召集，徐鑄成和金仲華等前往參加，會議的主題是圍繞“聯係實際”、“聯係群眾”、“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三個問題，將此作為辦好報紙的基本方針反複討論。這次會議提出，報紙要反對刊載社會新聞，不得發表抒發個人感情及黃色、迷信的報道和作品，反對“資產階級的辦報思想”；報紙宣傳要為黨的當前政策服務，新聞“寧可慢些”，但要“真實”。因此徐鑄成又無奈地私下寫道：“總之，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確定下來了。”①“三反”、“五反”運動展開後，每一“戰役”都事先有具體部署，徐鑄成說自己“也奉命參加旁聽”，“自然也要寫些遵命的社論和長短文章”②，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這一時期的《文彙報》發行平平，沒有什麼讓人欣喜的進展。1952年，徐鑄成除偶爾出外演講、應酬外，希望集中精力，潛心辦好報紙，但報紙發行總無大的起色，跟不上《解放日報》、《新聞日報》等報。此時的徐鑄成已很少寫文章，常有無可奈何之感。次年，《文彙報》奉命轉向以中小學教師及高中學生為服務對象，以學習蘇聯為主要任務。
3.在改版中探索
在徐鑄成對《文彙報》的辦報前景躊躇不前、不知如何進展的過程中，中共中央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與他推心置腹、坦誠交談，並在各方麵予以支持，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1950年3月，周恩來總理的題詞又給《文彙報》很大鼓勵。其後，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的重要問題是如何改進報紙工作、如何加強報紙與人民群眾的聯係。③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文彙報》決心著手改進工作。
同年6月2日，《文彙報》以醒目的編排形式，在第三版刊登《文彙報征求讀者意見》，公開征求讀者的意見和批評，提出“你看本報的主要缺點是什麼？應該怎樣改進？”、“你對我們的副刊《磁力》有什麼意見”等十三個問題。《意見表》一刊出，立即得到讀者的熱烈反應。至6月20日的十多天中，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市的1000多件熱情洋溢的讀者來信寄到了編輯部，甚至遠在黑龍江、江蘇、四川、雲南、貴州的讀者以及剛剛解放的舟山群島的讀者，都認真寫來了意見信。這些來信，以文教係統占總數的65%，其中大多數為教師和學生；以年齡分，30歲以下占75%；以地區分，上海市及江、浙兩省占80%左右。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