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文彙報》一次影響廣泛的讀者調查，也是具有曆史意義的讀者調查。其後，《文彙報》對讀者意見進行了認真整理，並在6月21日選擇發表了二十多位讀者的意見信，並在同日的社論《本報複刊一周年》中，詳細敘述了《文彙報》經過一個月的檢討和學習，進一步認識到報紙在新的環境中聯係實際、聯係群眾的極端重要性，從而首先確定報紙的主要讀者對象是工農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報紙的工作應該深入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麵。
在1950年6月到1951年8月的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裏，《文彙報》進行了三次改版，並最終根據全國新聞工作會議精神和市裏關於報紙分工的要求，決定把大張改為小張，宣傳報道側重於教育界，以中小學教師、大中學生作為讀者主要對象。於是，《文彙報》在教師中聲望提高，有業務機關作依靠，發行份數激增，特別是第二次改版後新設立的欄目《社會大學》（1950年10月），備受讀者喜愛，社會影響也較大。① 直到1956年5月，《文彙報》奉命停刊。
4.複刊後的改進措施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階級關係和國家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毛澤東則於此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文彙報》也在停刊五個月後，被批準在上海繼續出版，《文彙報》準備出版的消息傳出後，曾收到讀者來信7萬餘件，表示熱烈支持。同年10月1日，《文彙報》再次出版。②
新複刊的《文彙報》在新的外部氣氛影響下，嚐試找回昔日的感覺，力求革新，企圖打破蘇聯老框框，使內容多姿多彩，在貫徹“雙百”方針為主的前提下，對編排、標題都有所革新，使讀者喜聞樂見、耳目一新。《文彙報》的副刊中有彩色版，接受了鄧拓的建議，側重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情緒，如書齋如何布置、如何綠化環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極受讀者歡迎。徐鑄成還根據鄧拓的建議，派記者赴各地采訪，撰寫旅行通信，除寫出極有內容、富有文采的報道外，還就地組織作家撰寫作品，受到讀者廣泛的歡迎，但這也成為後來他被指為“各地放火”的罪證。③
《文彙報》複刊後，把改進評論工作、提高評論質量作為努力的目標。徐鑄成曾說，言論是報紙的靈魂，最集中地體現在報紙的立場、觀點和態度上。言論既要有指導性，又要注意群眾性，使讀者願意看，因此要求本報評論“應根據本報的特點，形成自己的風格、特色”。當時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是，能不能受到尊重和信任，能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排，以便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文彙報》在評論中熱情為知識分子呼籲，討論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因此受到知識界的歡迎，④這也成為該報評論的突出特點。
二、尋找自我的《新民報》
1.最初的尷尬
解放初期的《新民報》遇到原民營報紙共同的難處。當時許多老報人滿腔熱情，希望辦好這份晚報，為人民服務，但又覺得過去那一套經驗沒有用了，要趕快學《人民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結果不僅沒學像，反而使報紙內容很單調，毫無自己的特色，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發行量也隻有幾千份。①
《新民報》過去是以社會新聞見長的。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沒有人明確地說社會新聞不讓登，但具體的禁錮仍使人無所適從，例如刊登青年演員拜師學藝的新聞，就受到“封建遺毒猶存”的批評，因此如何寫社會新聞成為新的問題。報社內有人提出向黨報學習，可這對不是黨報的報紙而言，效顰的結果是弄巧成拙，報紙被弄成四不像，還把讀者得罪光，張友鸞辦的《南京人報》就是這樣的結局。
“內幕新聞”曾是《新民報》的賣點之一，如“軍醫界的派係秘密”、“中央黨部裁員起風潮”、“誰是主席最親信的人”等都曾引起讀者的興趣。新中國成立後，這些消息既缺少來源，更不能拿來做文章，中央政府的重大新聞，一般交付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新民報》這類報紙自然無用武之地。②
《新民報》曾以消息敏捷為其長處，當時記者們周旋於社會各個階層，上至內政外交軍國大事、下至街頭巷尾坊間瑣聞，有什麼風吹草動，報紙就像神經感應一樣有所反應。如果不能及時報道新聞，對報紙而言就喪失了其存在的理由，報人自己也覺得羞辱。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外新聞一概由一家通訊社提供，而且有一段時間隻向日報發稿，等晚報拿到當天新聞，也通常要到下午四點左右，這時晚報早已印行了。此外，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日報登過的重大新聞，晚報必須全文照登，但有些重大新聞，隻要新華社沒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沒播，哪怕就發生在你眼皮底下也不能報，③這種情況，直接影響到報刊在讀者中的影響力，並引起他們的不滿。
麵對報紙不受讀者歡迎、發行量不斷下降、編輯記者無計可施的尷尬局麵，有人曾懷疑，新社會到底是否還需要晚報；還有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後，《新民報》使報紙的麵貌和內容驟然改變，不顧讀者的需要，一味盲目地效顰黨報，是造成發行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實際而言，這個時期，社會上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階級鬥爭成為主要的政治生活內容，報人要把晚報辦得有自己特色，不僅不能想，也不敢想。①
這個時期最讓《新民報》尷尬的事件，是對斯大林逝世問題的報道。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上午，蘇聯駐滬領事館已降了半旗，《新民報》與蘇聯領事館取得聯係，得到證實，但向新聞出版處請示時，卻被要求“照登日報有關斯大林病危的消息，不得有誤”。因此，當日下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發出緊急通知。在人民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時，剛出爐的《新民報》刊登的還是斯大林的病況通報，以致憤怒的讀者當著報販的麵撕碎報紙。此後，《新民報》的銷路最低一度降到2700份，②麵對如此結果，《新民報》的主持者也隻能是啞巴吃黃連。
2.重新定位
解放之初，胡喬木、夏衍曾對《新民報》如何在新社會裏辦報，作過詳盡指示。1950年6月，針對私營報的前途問題，夏衍還應邀到上海新民報社講話。
他提出，日報的讀者主要是了解昨天發生的國家、社會、世界大事，他們要看社論、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精神飽滿時看的；晚報的讀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後，精神疲倦、茶餘飯後看的，所以內容必須輕鬆，即使要講大道理，也要用各種不同的輕鬆的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講。但從1951年批評電影《武訓傳》開始，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報紙的主要內容已經是階級鬥爭，輕鬆活潑根本無從談起。過去那種以中立的超然的態度說話，更屬癡人說夢。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