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報紙在重新尋求定位的過程中，曾一度效顰黨報，報社中部分被革命激情充溢的人，已不能容忍任何輕鬆活潑的東西，也不能容忍多樣化的存在，黨報成了他們服膺的楷模，甚至有些人恨不能把《新民報》也辦成《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才好。當然，這種盲目效仿黨報並不單純源於報社內某些人的革命激情，也是大環境使然。④
1953年《新民報》完成公私合營，又與上海解放後新辦的兩家小型報《亦報》和《大報》實現合並。這兩家小型報當時的辦報方針不像《新民報》那麼左，也沒那麼遠離讀者，對《新民報》在解放後還能保持上海特色和市民趣味產生了積極影響，合並還給《新民報》帶來1萬多的訂戶。同年，《新民報》有了第一次改版，並提出一個新的編輯方針：“以開展與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為主，報道市政建設與進行時事教育為輔。”《新民報》改版後設立了體育組，擴大了體育報道的版麵，體育報道日後成為《新民晚報》最賣座的因素之一。①
在1953年、1954年這兩年中，隨著學習蘇聯的辦報經驗，《新民報》再次失去其特色。這個時期《新民報》與全國各報一起學習了蘇聯的辦報經驗，還參照蘇聯晚報內容改版，組織形式也參照蘇聯報紙那套進行了調整。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導致了編輯工作的主觀主義，由於報紙隻考慮以幹部為讀者，缺乏一般群眾喜愛的新聞，編排也不活潑，報紙缺乏特色，削弱了晚報的地方性和群眾性，使報紙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這個時期的《新民報》發行量大約隻有1萬份。②
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後，隨著黨的政策逐步貫徹執行，《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報紙紛紛改版。《新民報》總結了這一時期的辦報經驗，重新定位，從報紙內容上肯定了它應當與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聯係。③ 6月，《新民報》對版麵進行了較大革新。④ 此時，《新民報》的編輯工作改由幾位老新民報人主持，他們決定恢複《新民報》的傳統，即以輕鬆活潑的版麵與讀者見麵。趙構超在擔任《新民報》總編輯後，以職業報人的天然敏感，提出了報紙走向群眾的途徑，突出了著名的“短些、短些、再短些，廣些、廣些、再廣些；軟些、軟些、再軟些”的口號，這三個口號其實是《新民報》傳統的再現，從側麵反映出對當時充斥報紙的長篇大論和充滿火藥味的階級鬥爭檄文的不滿。
這次改版，因報紙及時刊登群眾迫切關心的重大新聞，並以社會新聞和文化新聞為報道重點，報紙版麵立即生動活潑起來，經此改革後，銷路扶搖直上，一個月內，報紙銷量就由兩三萬上升至八九萬，最高曾超過20萬份，通常在13萬份左右，還有過一天增加5000份的經曆。與此同時，作為非黨報，《新民報》在采訪方麵仍極不便利，加上是晚刊，在新聞上不得不搶，不能不搶，但當時許多政府機關部門的負責人卻對此有所阻礙。⑤
1956年改版後的《新民報》，經過努力又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影響。1957年上半年，還有讀者排隊買《新民報》、下雨天打著雨傘排隊等候報紙的現象。通過這樣活生生的事實，《新民報》創辦者陳銘德體會到，辦報必須走群眾路線，群眾所需要所喜愛的，就應當予以滿足。如果遭到群眾的厭棄，當然就談不上教育群眾，同時強調趣味性和思想性也不發生矛盾。
其實，陳銘德並非那時才認識到這個問題，否則此前《新民報》多年來取得的成績又如何解釋？他說這番話的目的無外乎是想說明，自己效仿黨報失敗後更加認識到讀者的重要，隻不過在新時期的發言裏，也適合社會需要，將過去普通的話語改為具有階級感情和態度的詞語罷了，這也是那個時代對人們話語傳播方式的影響吧。
3.報人心聲
“雙百”方針提出後，中央又召開了知識分子工作會議，各地也大張旗鼓地傳達會議精神，指定落實措施，這使得最初戰戰兢兢的知識分子受到空前鼓舞。《新民報》負責人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就在此時提出了很多代表民間報人的中肯意見。
1957年5月17日，《新民報》負責人陳銘德在首都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對如何在新社會辦報紙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新聞事業上存在的問題，係統而認真地表達了個人的意見和看法，真實反映出來自民間報人的心聲。
陳銘德提出，政府對過去那些進步或比較進步的民間報紙，似乎不應一概抹殺、全盤否定，因為它們在編輯、采訪、經營管理等方麵，也有可取之處，應對其經驗和優點加以承認並予以發揚。針對當時全國已有幾百家黨報，而非黨報紙僅有光明、大公、文彙、新聞、新民等五家，他提出非黨的報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建議增辦非黨的報紙，因為非黨報刊的特色是能從各個方麵反映出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也能及早揭露人民內部的某些矛盾，從而謀求解決之道，並能配合黨報，發揮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宣傳作用，並提出“是否可以提倡同人辦報”等問題。此外，他還就報紙的報道風格和報道態度指出，最好的報紙要和讀者打成一片，替讀者說出要說的話，不光是板著麵孔教訓讀者，這樣讀者也會愛護報紙，把報紙看作知心朋友。①
5月18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鄧季惺也建議鼓勵多辦幾家非黨報紙，通過它們聯係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進行監督，提出意見和建議。她認為，黨報可以自上而下地宣傳和傳達政策法令，非黨報紙可以從下而上地反映情況和意見。②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沒有想到這些發自真心的坦誠之言，不久就成為他們被批判的有力證據。
現在看來，新聞界的這些意見和建議是中肯的，反映出新中國成立後新聞事業的實際狀況，但國內政治形勢很快急轉直下，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標誌著“引蛇出洞”步驟的完成和反右鬥爭的開始。獲得內部消息的趙構超，於同月下旬匆忙在陳銘德、鄧季惺家中起草了一份檢討，這就是1957年6月25日上海《新民報》社論《站穩立場，根除錯誤》的來由，而《新民報》這次主動、及時的檢查，成為毛澤東批判《文彙報》時所舉的一個實例。①
1957年隨著“反右擴大化”，《新民報》受到批評，在一個時期內比較沉悶，又丟掉了自己的特色，到這年冬天，報紙發行量從十多萬份跌到幾萬份。此後，隨著政治運動的加強，《新民報》也被逐漸卷入其中。1957年，上海市委為加強報社黨的工作，建立了黨組。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新民報》的宣傳報道，雖然反映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熱情，也有一些創新性新聞形式，但受到左的思想影響，也有鼓吹“共產風”、“命令風”、“瞎指揮”的東西，浮誇失實的報道，不講分寸、不留餘地。②
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新民報》因“修正主義黑報”罪名，被勒令停刊。該報停刊時，社內受衝擊迫害者有六七十人者之多，報社被造反派所占，趙超構等大部分編輯記者被送往上海郊區奉賢海濱的五七幹校種地、養豬。③ 這次停刊時間長達近十六年，1982年才得以複刊。④：《新民報》這段曆史真實地折射出中國民營報業曾有的生存狀況以及民營報人坎坷之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