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新社最初認為，範瑞娟結婚的消息是個很好的宣傳題材，因而進行采訪組稿，由於新中國成立前越劇女演員的社會地位很低，為了能在舞台上賺碗飯吃，很多人到了年華老大也不敢結婚，甚至有些已成名多年的演員也不敢談婚論嫁。但大名鼎鼎的範瑞娟不僅結了婚，而且舉行了婚禮，這生動說明新中國女演員的處境，與舊社會相比，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們在進步的社會製度下，可以戀愛結婚，也可以有自己幸福美滿的家庭。可見，報道範瑞娟的結婚及其婚後的生活是很有社會意義的。
該文轉載回國內後，竟引起這樣一場爭論，實在是超出中新社的預料。而且這兩方麵的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使中新社的新聞工作者著實緊張了一番。後有人同毛澤東談到這次爭論，據說毛的意見是“報紙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嶺’，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不算黃色文章吧！”如此，中新社新聞工作者心中的惶惑才逐漸消失。當時該文給中新社惹來的麻煩，在社內也是盡人皆知的。① 此後大家更加謹小慎微，無形中造成一種心態，即寧可不刊登此類文章，也比登出來後既擔心政府方麵的態度，又要麵對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無端指責要好。
1949年後，在新的輿論宣傳範式和意識形態語境的影響下，社會和讀者對大眾媒介及其刊載內容的認知發生著分化。部分讀者逐漸被培養出不同以往的閱讀習慣，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報刊的取舍標準。在強大的新聞宣傳體係下，社會公共生活和民眾個人生活在潛移默化中呈現泛政治化傾向。隨著媒介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極度膨脹，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和標準開始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娛樂等各方麵。不少人在此過程中，失去屬於自我的價值判斷能力和欣賞鑒別能力，將個人的需求依附在某種權威理念或框架下，甚至產生盲目認同。
這種認同使人們獲得滿足感和安全感的同時，也導致一部分人盲目排斥和他們自身認知的主流價值標準不符的事物，並在固有的思維驅動下，傾向於將生活中的正常事物與大問題掛鉤，用簡單的“二分法”處理社會生活中各種複雜的問題。
二、新聞界的灰色記憶
1.浮誇、造反、大批判
新聞界的浮誇之風以“農業高產衛星”而達到登峰造極，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黑暗一頁。1958年夏收期間，各地農業“高產衛星”開始頻繁騰空，各地農業高產的信息競相登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6月12日，又報道該社畝產3530斤。隨後，各地陸續放出小麥畝產“衛星”，而後水稻“衛星”也先後升空。8月13日，新華社報道湖北麻城縣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36900斤。在此過程中，《人民日報》在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題，刊登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誌寫的一封信。這樣的輿論導向，對推進這場新聞謊言報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截至9月25日，小麥畝產的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的8586斤，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某公社的130435斤。① 這些虛誇到可笑的數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全國報紙上，甚至配有圖片說明，新聞失實已達到何種地步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早期，幫派組織的小報曾泛濫一時，成為報刊宣傳的又一個特殊現象。“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思潮鼓動下，社會上及各個單位形成對立的兩大派組織，各種幫派組織紛紛成立。與此相適應，五花八門的幫派組織的小報也湧現出來。最初由學校、機關、工廠內部發行，後逐漸向社會發行。這些報紙的印數，每期從幾千份、上萬份到幾十萬份不等，尤以不定期刊居多。在某派掌權或某派占優勢的單位，這種小報出版比較正規，而多數小報則隨出隨停、隨停隨辦。在北京出版的小報先後有800多種，全國則有幾千種之多。這些小報主要靠發送，也有不少在街頭零售。小報的內容和當時的大報一樣，主要鼓吹“造反”，鼓動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新聞較少，主要靠披露內部揭發材料、刊登“首長”講話、攻擊對立麵的幫派組織來吸引讀者。當時刊登的內容多有歪曲、誇大之處，充滿政治鼓噪和攻擊謾罵之詞。1969年中共“九大”後，隨著各派組織的大聯合和基層領導班子的建立，這類小報才逐漸減少。②
“九大”後，“文化大革命”被進一步肯定，新聞事業繼續推行極“左”的路線。這個時期的報刊反複傳播和宣傳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即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其核心是，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並且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條件下，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繼續革命的最重要方式。“九大”後報刊宣傳中的大批判，就以此理論為指導思想。這種所謂大批判，風行於哲學、曆史、教育、新聞、文藝理論等各個方麵，其特征是打棍子、扣帽子，推崇形而上學、片麵性和形式主義。這種大批判的文章幾乎每天都占據各種報刊的相當版麵，都是根據中央“兩報一刊”文章的口徑編寫出來的，空話、套話連篇。文章的作者有各報刊編輯人員，以及各級革命委員會大批判組的成員。①
2.樹立典型與影射文章
為了推動鬥、批、改的深入發展，報刊上陸續介紹了一些典型經驗，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光華木材廠等學校、工廠打擊迫害知識分子和廣大幹部、群眾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經驗”。這些宣傳，有的是誇大渲染，有的幹脆是虛構編造，也有的是以偏概全，片麵性很大。但在“為路線鬥爭服務”的口號下，這些東西充滿了報刊版麵。②
“九大”前後，報刊上還突出宣傳了一批有路線鬥爭覺悟的黨員、幹部、戰士典型。這些典型中，有的是以假充真，甚至是陷害他人而樹立起來的假典型。也有很多典型的確是好工人、好戰士，但他們的“犧牲”和“獻身”則是出於意外事故，某些領導卻對此大張旗鼓宣傳、表彰典型來搪塞和逃避對事故責任的追查。此外，在極“左”路線的控製下，對他們的宣傳也有很多歪曲，主要是過分渲染他們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以鼓吹個人崇拜。再就是往往突出典型人物的“路線鬥爭覺悟”，而這部分內容往往是渲染、誇大，甚至完全捏造的。③
1974年後，“批林、批孔”中的影射文章在報刊上泛濫，其實際矛頭直指周恩來。這時期的報刊，充斥著他們組織的各種評“儒”論“法”的大塊文章，起帶頭作用的是“四人幫”操縱的寫作組炮製的文章。這個寫作組主要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以及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和江青在文化部的寫作班子等組成。他們以“梁效”等各式各樣的筆名發表文章。此外，還有各地革命委員會組織的寫作組，也以形形色色的筆名，按照“梁效”等文章的調子撰寫文章，在各種報章上發表，形成“小報抄大報，全國看梁效”的局麵。這些文章常常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顯著位置發表，並由各大主要報刊互相轉載或同時發表。影射文章是“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炮製的一種特殊的報刊文體，成為他們在政治陰謀活動中整人的一種武器。①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聞界基本失去了新聞事業的基本職業準則和道德理念，假話、空話連篇，將最高領導人物極度偶像化，刻意塑造鋪陳的典型經驗、典型人物，有組織、有策劃的鼓動攻擊性文章，含沙射影、牽強附會的大量影射文章，高度概括性的、絕對、單一、誇張的專用話語，充滿階級鬥爭和政治審判功能的革命語句，充斥著這個時期的報紙版麵。報紙成為最大的謊言和虛假信息的散布地，而其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絕不僅僅止於那個時代，當今新聞界的一些問題仍能在那裏找到根源。
三、記者的責任和良心
1.從謊言到真實的發現之旅
自“大躍進”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特殊曆史時期，麵對來自外部的壓力和挑戰，記者們如何持守職業道德和職業理念？在新聞界被假、大、空充斥的年代，他們又如何麵對良心和道德的審視，去報道或公然製造假新聞？那些渡過初期的狂熱、盲信以至於盲動，最終因接觸到事實真相而反思的記者們，曾經曆過怎樣的心路曆程？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從媒介工作者的視角來考察大眾媒介的社會責任及現實環境對它的影響和束縛。
“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生活轉入正軌後，過去被掃地出門的記者回到各自崗位或恢複了正常的新聞工作。80年代後，一些老記者通過自傳或回憶性文章回顧新聞從業的經曆，對新聞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和自己的切身經曆進行了認真、坦誠的反思。這些人當中，既有1949年前在新聞界已有名聲的民間報紙的記者，也有早年就進入黨的新聞事業，解放後受到重用的一批黨的新聞幹部。這批曆經十年浩劫而活下來的報人大都遭到過迫害，對那段曆史刻骨銘心，這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記者們真實的生存狀況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擔任過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②的回憶，可以使我們看到在解放後一係列的社會運動中，新聞界是如何失去報道事實的態度以及如何與現實妥協的。杜公首先回憶了1958年“大躍進”采寫新聞時的真實情形，那時他任新華社駐廣東省記者，撰寫了一篇歌頌公社公共食堂“三餐幹飯不要錢”的文章，由新華社發了通稿，全國各主要報紙都登載了，還被《人民日報》登在第一版上。而他說這篇文章實際是他根據道聽途說或上級機關材料寫成的。
隨後，新聞界迎來對全國大煉鋼鐵的報道。杜導正說自己“當時頭腦又熱又簡單，對機關小院裏土鐵爐煉出的東西，拿起一塊敲敲，當當響的便誤以為是鋼”，到秋後農業放高產“衛星”時，雖然弄虛作假到荒謬程度，他也跟著熱情報道。當時廣東北連縣有個星子公社，說每畝高產了24000斤，有知道內情的朋友寫信告訴他，這24000斤是23畝水稻並在一畝地裏的數字。他發稿時將這個信息寫入括號裏，但在送給省委秘書長審稿時，被責問為什麼要寫上括號裏的數字，最後他還是違心地刪去括號裏的內容後發往北京了。
可見，那時的記者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即使知道新聞的虛假，還是選擇放棄新聞報道最基本的真實性原則，以迎合上級的需要，新聞首先關心的不是公眾和社會的利益，而是必須對上級機關及其指令負責，否則就是政治問題。新聞媒體完全被政治權力所掌控，落入明知是假話還要比誰更敢說的畸形怪圈中，很少有人敢於對此進行質疑和批判，不少人忙於閉門造車，無暇或根本不去關心現實狀況到底如何。
杜導正說自己真正冷靜下來，開始思考問題是當他開始親身調查以後。1959年，他到廣東、海南等地考察，親眼看到農民普遍饑餓的嚴重狀況，內心受到極大震動，由此毅然寫出“廣東發生災荒，農民大部分處在饑餓狀態，浮腫的很多，有的已斷炊，情況非常嚴重”的真實狀況，提出糧食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個政治問題，也是個政權能否維持下去的問題，並認為1958年黨在“三麵紅旗”上看來犯有錯誤。他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調查研究對報道真相是何等重要，但那個時代，講真話開始不受歡迎，領導層的個人意誌逐漸被抬舉在真理之上，成千上萬人的命運很快隨著政治鬥爭的改變而變化。1959年廬山會議後，國內形勢急轉直下，由反對“左傾”到批判右傾的鬥爭上來，杜導正也因這篇文章被點名批判。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