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跟風失實到實際調查
在那段特殊的曆史時期，記者受到極大考驗。大部分人盲目地跟隨政治潮流，職業理念被吞噬，不少人還對謊言、謬誤的傳播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真正能在這場浩劫中持守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的記者的確是鳳毛麟角，記者孫振②的經曆可算為這類極少數中的典型。他與那個時代中不屈於外部壓力、不跟隨社會大潮的記者們一起，成為少數持守社會良心的代表。
孫振也是通過實際的調查從最初的盲信中走出來的。1958年，“大躍進”時，他正擔任新華社江蘇分社采編主任，就在當年夏收季節，他簽發了江蘇省某縣一個生產隊小麥平均畝產3000斤的新聞。他說盡管這是一則離實際很遠的不實新聞，但那時人們思想狂熱、主觀唯心主義泛濫，大話、空話、假話橫流，他自己在簽發這條假新聞時，倒不是故意弄虛作假，而是信以為真，並且還因為那時報上已刊登了畝產五六千斤的新聞，高產“衛星”大批升空。在此對比下，他還認為是江蘇省的工作不夠出色，所謂高產衛星還低了一格，占不了報紙的重要地位，“在那‘大躍進’的年代，江蘇省怎能無聲無息呢？”於是就勉強地把這篇畝產小麥3000斤的小小“衛星”的新聞簽發了。
當年秋收季節，不少報紙報道水稻高產衛星升空的新聞，有的已經達到畝產3萬斤、5萬斤，最高的報道畝產13萬斤。可孫振在江蘇省沒發現，也沒聽說過這樣的高產紀錄，因此他決心到農村調查，結果發現某縣報告畝產10萬斤的新聞是徹頭徹尾的弄虛作假。從此以後，他對未經實地調查的報告一律不發。孫振分析自己在這段時期的表現時認為，此前簽發假新聞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學知識，再加上“大躍進”狂熱思想的影響，造成了虛報浮誇的錯誤。①
1960年冬，孫振親自去江蘇宿遷調查災情情況，人們聽說新華社記者到災區調查反映各不相同，有的心中懷疑，擔心記者不敢直言不諱；有的暗暗高興，期望通過新華社這條渠道，把災區的真實情況報告中央。經過實地走訪調查後，孫振把耳聞目睹的事實寫成了調查報告，其後周恩來總理看到了這篇稿件，批準給受災地區增調糧食，緩解了災情。但就是這篇稿件卻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他的反黨罪行之一，麵對這樣莫須有的罪名，他說自己沒有後悔、自問無罪，盡了一個記者應盡的責任。
這次經曆後，孫振開始反思記者如何持守住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底線，這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像早期那樣盲動，也沒有成為政治潮流的追隨者，卻采取了與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態度，在那個被“假、大、空”所包圍的時代輿論中找到了一處持守自己原則之地。“文化大革命”中，孫振被調到四川省工作，當時的四川激烈的武鬥已經結束，但派性鬥爭仍然連續不斷，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孫振和同事們認識到，不能昧著記者的良知去跟風說什麼“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的假話。於是他們繞開所謂的“革命主旋律”，深入到農村和集體企業報道生產。更可貴的是，他們還寫了大量的調查反映國營企業派性鬥爭不止，生產設備被破壞的情況。而這些內部情況的調查報告，和那些公開的新聞報道加在一起，綜觀起來，基本上符合當時四川省的情況。① 可見，在那個假大空肆虐的年代，仍有一批人堅持了新聞真實性的原則，在一個曾是被謊言壓製的時代，留下了可信的一手資料。可惜的是，這樣寶貴的經驗和做法其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
3.記者的思考
在各種政治運動相繼進行，“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後，不少名噪一時的記者，無論是民間報人還是黨的優秀新聞幹部先後遭受重創。大部分人被掃地出門，一部分人甚至還被迫害致死。很多經過戰爭年代或敵偽迫害而生存下來的記者，卻沒能逃過這場曆史的浩劫。國內政治發生如此巨變，完全超出那些自認為了解政治的記者們的理解。
1978年11月16日，“文化大革命”餘生的著名記者惲逸群在致友人信中說，“我輩所經曆之事，多常情所難理解，亦過去所萬萬不能想象者，竟會是確確實實的事實。我們的責任，應該研究如何使今後不再發生這種事件，這當然是難以收效之事？ ？當然未必有人理睬你，但明天未必沒有，明夷待訪，是所望於賢者，亦以自勵”②。這位著名的記者此後不久就離開人世，他的希望也須留待後來者了。
徐鑄成談到中國記者的命運時曾說，所謂“無冕之王”大抵是英美社會對新聞記者的譽詞，對中國而言，由於沿襲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幹記者這一行而又認真對待的，不僅“不敢以此自鳴於世”，而且往往是“沒有好下場”。他感歎從曆史上的“董狐之筆”被譽為敢言典範，但卻招致一家三門被殺害的結果，到近代有名的新聞工作者，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人慘遭橫死，再到“四人幫”十年浩劫及以前的極“左”思潮中，卓越的新聞工作者鄧拓、範長江、金仲華等先後被迫害致死，這都說明在那些曆史時期根本無從談什麼言論自由，更不要說“無冕之王”了。③
國內政治生活的變動對那些一直從事黨的事業，從解放區甚至是戰火中走出來的記者而言，影響同樣巨大，也使他們從過度迷信權威，不分是非，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無條件接受指令的革命宣傳中蘇醒過來，而更加趨向尊重新聞業自身的基本準則和責任，從這個方麵而言，不能不說是在認知客觀事實上的思想理念上的進步，當然這種進步是以巨大痛苦為代價換來的。在真理被藐視的時代，強大的政治壓力使那些曾堅持正直和真理的人也會對自己的判斷力失去自信，以致發生被時代扭曲的自我認知。
有記者通過自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就政治力量對新聞媒介及記者的巨大影響力進行了反思。1959年，新華社駐廣東記者杜導正出於記者的良心，客觀報道了廣東等地饑荒嚴重的消息，並提出了個人意見，不久就經曆了兩個月近十六場批判會。隨著對他的揭發和批判繼續拓寬升級，錯誤也越揭越多，杜導正說自己由開始的想不通到漸漸“好像是想通了”，以致表示“說我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好像是可以的，劃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是可以接受的。於是我虔誠地批判了自己，在6000人大會上做了兩個小時的誠懇檢討”。他在暴風驟雨式的批判中，對事實真相的持守最終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被攻破，以致能誠懇地檢討自己，覺得被這樣批評是可以接受的。
但事情卻並未結束。1960年5月，杜導正被定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記者個人的命運也在國家捉摸不定的政策中起伏，此時僅新華社就有七位分社社長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次年夏天，由於陸定一挺身而出，為新華社的這七位社長講話，說是“七司馬事件”搞錯了。隨後，杜導正摘掉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帶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尾巴，被調到大學任教。1962年，中共中央7000人大會後，杜導正又被告知，廣東省委認為，他對1959年廣東農村形勢的估計和意見是正確的。① 不知當時說自己想通並已誠懇做了檢討的杜導正，突然麵對這樣的結果，內心要經曆何等的震撼和無奈。
從1958年到1962年的這段經曆，對杜導正後半生影響很深。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又經曆了類似的過程，由“抵製，到順從，到緊跟，到懷疑，到否定”，被逼著作了許多的思索。他還特別指出黨有個老弊病：“犯左傾錯誤，多數情況，不受責備，連自我檢討也可不做；犯右傾錯誤，多數被整，整得很慘，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這個弊病，沿襲多年，曆久不衰”，具體到記者而言“說假話，說左話，寫假報道說假話空話，也是多不被責備的”，並聯係實際，提到自己所寫的那些不實、誇大的文章，作為上級黨政組織是從未進行過批評，可卻因1959年寫了一封說真話的長信，對“文化大革命”太離譜的東西說了點不滿的心裏話，就被整得死去活來。②
這是值得所有人共同思考的問題，它反映出的絕不僅是新聞真實的問題，而是失去真理後的社會對真理、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粗暴的踐踏。在思想被極度扭曲的年代，杜導正的經曆和心理路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們今天在尋求那個時代新聞界失職的重要原因時，如其問責記者，毋寧反思那個失去真理和誠實的時代更現實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傳媒事業獲得飛速發展，報刊、廣播電視、通訊社、網絡新聞媒體等在改革中前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以報紙為例，到2000年，我國正式批準發行的報紙數量為2100家左右，全國報紙總印張達640億，日報千人擁有量超過 100 份；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92 。1%和 93 。4%。1994年，我國正式接入互聯網，網絡接入和服務向社會開放，網絡新聞媒體迅速發展，全國許多媒介建立各自的網站，並加強了合作。①
隨著對外開放及隨之而起的經濟發展大潮，人們對信息的需求顯著增長，對新聞報道中存在的諸多禁區和條條框框提出質疑，要求進行新聞改革的呼聲日高。政府逐步放寬媒體的報道口徑，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並進一步通過製訂和完善新聞政策和新聞法規，加強對新聞事業的外部管理，同時對新聞界出現的新問題及新聞報道中的積弊予以監督、批評。
隨著傳媒集團的組建，媒介經濟概念的深入探討，各類高層媒介論壇、研討會風行，追求如何迅速聚集資本以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謀取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在這個過程中，媒介更加重視受眾的需要，以各種方式來吸引受眾，並為他們的選擇提供便利。
大眾傳媒在積極拓展自身的同時，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假新聞、有償新聞等現象也成為我國新聞界亟須應對的問題。受眾維權意識提高後，由新聞侵權帶來的官司問題也曾一度使新聞界處於被動局麵。新聞侵權問題引起關注起始於80年代，進入90年代後又因新聞報道侵權造成的新聞官司迎來兩次高潮。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大眾傳媒的對外形象。在媒介競爭日益激烈、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麵對挑戰的背景下，媒介公信力問題已引起學界和業界的共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