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通受眾對媒體公信力的認知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報道的民眾，對媒介的權威性和可信度進行重新定位的同時，在接受新聞信息上也表現得更為理智。我國受眾整體的媒介素質和教育水平較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但隨著社會發展，受眾對媒介問題的認知和批評也更加有針對性，不少受眾通過聽眾、讀者來信表達他們對媒體的意見或建議，對大眾媒介改進工作起著良好的促進作用。
中央人民電視台、廣播電台節目的聽眾觀眾意見來信，反映出部分受眾對媒介報道方式、報道內容等方麵的建議或意見，同時也反映出部分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和認知水平，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些讀者或聽眾的意見來自全國各地，表揚批評都有，代表了部分媒介素養較為成熟的受眾的意見，能切中時弊。北京聽眾馬林清認為，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應加強新聞時效性，因為觀眾收聽新聞，聽到的重複內容太多，特別是國際新聞，頭一天晚上聽了，第二天早晨還要聽，廣播要是老與報紙同步，就談不上廣播的優勢了。在擴大新聞來源的問題上，他建議除新華社、首都報紙及本台記者的采訪外，應考慮多收一些地方報刊、地方電台記者提供的消息，還提到在國際新聞方麵好像占統治地位的來源是新華社，是否可向國外派出自己的記者，及時傳回最新消息及從外國電台、報刊中汲取我們需要的東西。
吉林聽眾丁冰對中央廣播電視台播出的“各地電台編排的節目”給予充分肯定後，指出新聞報道內容要更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總是播“新氣象”或用社論語言，開列大批數字來宣傳成績，應力圖使內容盡可能更貼近聽眾的心；他還特別談到廣告問題，提出一定要力戒廣告化，而有些電台利用節目播變相廣告，結果不僅違背了節目的宗旨，而且也損害了節目的形象，更不好的是愚弄了聽眾。
有的觀眾則對大眾傳媒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及其帶來的問題提出了看法。一位母親特別針對電視對少年兒童造成的影響，建議媒介、政府及普通受眾應知道些媒介知識，用以維護自身權利，如包括監督孩子的收視行為以及對電視中不妥的節目予以監督。媒介也應當開辟短小的欄目來對某些節目作簡要說明，引導或提示小朋友不要隨意模仿。這些建議其實已涉及受眾的媒介素養教育、政府和媒介對社會的責任等領域，在當時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可惜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有的聽眾對媒體的輿論監督力量和實際監督效果表示了肯定。例如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時間短、容量大、涉及麵廣，而且重點突出，既是新聞節目，又是強有力的輿論工具，“尤其是對一些新鮮事物的精彩報道，對社會不良風氣的揭露批評，以及對重大事件的有始有終的連續報道，使得這些新聞本身就成為強有力的社會輿論，起到了助長新風、刹住歪風、指導工作的作用。一些拖了好幾年不能解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就是很好的證明”。
另外一部分受眾則表達了對廣播或電視節目的質量或廣告的不滿。一位北京觀眾來信反映，某些國產電視劇使人產生逆反心理，它帶來的危害性與其他質量低劣的電視劇不同，後者難免使觀眾反感，反感也就罷了，最多不看，關掉電視或改換頻道。但逆反不同，它是反感積累到一定程度形成的心理狀態，體現了觀眾對國產電視劇的不信任情緒，並說觀眾最膩味的是“說教”和“虛假”。
電視的廣告欄目存在的問題同樣受到關注，人們對廣告的批評中反映出對誠實廣告的期盼。江蘇的高承龍批評電視廣告中存在的一種不良傾向，他指出，某產品隻要在過去的評比中得過獎，在宣傳中就總抱著這個獎不放，如某表的宣傳多次重複“連續十次獲得全國手表評比第一名”，但絕口不提它在不久前的評比中連名次都沒得到，這樣的宣傳結果是適得其反，讓人覺得不誠實。聽眾溫儀指出，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所謂“訂閱《經濟參考》報，將給你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的廣告用詞不妥，並將廣告與電視台的聲譽聯係起來，認為“廣告若要人相信，首要的一條就是實事求是。違背了這一條，就要影響電台的聲譽”①。
這些來自聽眾或觀眾的聲音，真實地反映出人們對大眾媒介及其傳播內容的看法。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觀眾通過觀察生活中電視對少年兒童造成的影響，建議媒介、政府及普通受眾應知道一些媒介知識，用以維護自身權利，這說明我國受眾對媒介知識、自我權利、新聞媒介的責任有了不同程度的思考。如果受眾自發組織起來，對媒介行為進行有效的社會監督，以樹立良好的社會價值觀、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勢必有益於社會的良性發展。這不僅關係到受眾的媒介素養問題，培養民眾對自身的社會公共責任和權利有更多的了解和認同也是當務之急。
二、北京受眾對媒體公信力的認知
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開始注重對受眾的研究。1982年4月，中國北京新聞學會受眾調查組成立，並於同年6—8月在北京地區展開了我國首次大規模受眾抽樣調查，此即具有曆史意義的北京讀者調查。
這次調查的對象主要是《人民日報》、《工人日報》、《青年報》的讀者。此次調查以人為本，調查受眾接觸媒介的行為、興趣愛好、對新聞報道的信任度及產生不信任因素的原因等。鑒於當時北京地區電視已經比較普遍，許多受眾既聽廣播、看電視，又讀報紙，集多種接觸媒介行為於一身，因此調查首先對報紙、廣播、電視的傳播效果進行了綜合考察。① 這是在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的頭腦裏首次出現量化的傳播效果數據，產生不小震動，推動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新聞真實性的討論。北京調查被新聞傳播界認為是內地受眾調研的裏程碑。
北京調查最有價值的發現是，在1966名讀者中，隻有近24 。2%認為新聞宣傳完全可信，盡管有55 。1%的人認為基本可信，但所謂基本可信實際上包含著不可信的因素。在讀者對報紙宣傳不完全可信的原因中，認為報道內容與實際生活不符的占 44 。3%；認為報道內容說好都好，說壞都壞，有片麵性的占43暢7%；認為報喜不報憂的占29 。2%；認為存在報道失實的占27%，認為以上原因兼有的占17%。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新聞報道“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和要求方麵”不夠，影響對報紙的信任。
調查發現，讀者對報紙的信任取決於兩方麵的因素：一為報紙對讀者的關心程度，這主要表現在報紙內容是否能經常供給讀者以新信息、新知識，滿足讀者獲取多方麵新聞信息的需要。是否能充分反映讀者的呼聲和要求，不斷提出現實生活中與讀者關係密切而又能夠解決的新問題，給讀者以實際的幫助。二為讀者對報紙的關心程度，這與讀者的教育程度相關，知識分子尤其是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中讀報的人數最多、穩定讀者也比較多、讀報也比較仔細，因此能對報紙提出看法的人也多。在大學文化程度的讀者中有97 。6%的人對信任問題作出回答，而初識字和小學文化程度讀者中，作出回答的僅82 。1%和83 。9%。②
這次調查顯示，約有43 。7%的讀者認為報道有片麵性。這也反映出國內受眾對報紙公信力的認可狀況，尚不盡如人意。需要指出，對報道片麵性的看法並不意味著讀者對報道的具體內容都能判斷出是否具有片麵性，但鑒於國內報紙一貫的報道風格和報道口徑，在讀者心目中日積月累而形成的普遍印象，使讀者不必通過判斷具體內容就能得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