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兩次高層調查可以看出，我國媒體因傳統報道口徑、所有製關係及國家新聞宣傳政策等有形無形的原因，在涉及國家政策、法規、重大事件或重大問題、社會不同意見等報道方麵，存在僵化、片麵、信息量嚴重不足、宣傳性過強等難以突破的問題，同時媒介缺乏獨立的視角和聲音，存在著嚴重的角色缺位，也引起受眾的不滿。新聞改革成為那段時期人們討論的熱點。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仍存在許多未能預料的因素。現在看來，雖然那時從普通百姓到政府高層官員都對新聞狀況表示不滿，似乎大眾媒介未能擔負起應有的責任，但作為國家機關單位的新聞機構而言，這種變革也非僅依靠它自身之主觀努力能轉移，因此對新聞界仍是步步謹慎、唯政府馬首是瞻的情況也不應過於指責，畢竟並非僅僅是新聞界自身的問題那樣簡單。外麵的破壞或建設容易，但裏麵的更新和修複卻需要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努力，而非一日能解決。隨著社會發展而來的需求和政府對輿論領域管理政策的變化，都將成為影響大眾媒介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民眾和社會的需要則為其變革的起始。
有學者曾對我國媒體在重大會議期間的報道狀況進行調查後指出，雖然媒體就報道層麵和內容而言，都進行了充分報道，但令人遺憾的是，媒體方麵對事件進行的獨立評論和報道卻比例極小。換句話說，媒體在報道國家重大事情時，僅發揮出工具和傳話筒之功效，沒有對冗長、枯燥的政策文本或條文進行係統解讀，反映在報道上，就是堆砌官樣的文字，不能將政策核心提綱挈領、簡潔易懂地介紹給普通民眾。這不僅使媒介公信力麵臨挑戰，也不利於政府與社會民眾間建立真實、通暢的互動和信息反饋體係。
這兩次調查迄今已過了二十餘年，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在國家新聞機製和新聞政策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大眾傳媒應擔負起自身應有的媒介角色，而不應繼續以其他外部因素為借口固守一隅。隨著外部大環境的逐漸放開，大眾媒介應改變傳統的報道風格和報道模式，幫助受眾放下已形成的偏見和思維定式，在真正了解政府的政策或行為的基礎上傳遞社會的聲音。
四、受眾的媒介素養與媒介認知
1993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北京市委宣傳部，為考察我國受眾實踐與受眾觀念的現代化狀況，在北京全市範圍內進行了一次大眾傳播受眾的抽樣調查。
調查從大眾傳播設施的擁有量、參與傳播活動的程度、傳播觀念現代化程度、社會意識現代化程度四個方麵進行測試。結果，四方麵的分值（分為五級）中屬於最高的僅占0 。1%，較高的占11 。8%，相當一部分人作為大眾傳播的接受者，其素質還不夠理想。
調查發現，大多數人已經從觀念上適應了新的文化環境，但對自己作為傳播接受者的權利意識尚相當薄弱。43 。3%的人對“新聞改革同老百姓沒有什麼直接利害關係”這句話作不出正確的傾向性判斷；61 。3%的人不讚成或不知道“報紙、廣播、電視辦得好壞，讀者、聽眾、觀眾也有一定的責任”。而對於什麼是合理、規範的傳播，雖然多數人有較為正確的認識，但認識不清的所占比例也相當大，例如對於“新聞報道可以對事實進行合理的想象和適當的誇張”這樣明顯的錯誤觀點，尚有27 。7%人作不出判斷或作出錯誤的判斷。北京傳播接受者的狀況應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以此可以推想全國受眾的大體狀況。
受眾的媒介素質除受限於社會整體發展水平外，缺乏相關的媒介教育也是重要原因。在國外，從70年代起，各種與大眾傳播媒介相關的教育領域日益被看做是一種新的文化掃盲的內容。日本從60年代起，就在兒童中進行“屏幕教育”，幫助孩子們正確了解大眾媒介的功能和表達方式，並常年進行“電視對兒童影響”的調查。
調查指出，我國對於一般大眾媒介教育長期以來處於空白，隻限在一些大學開展傳播學或新聞學的專業教育。隨著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迅速發展，及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形態（即大眾傳播文化）的形成，接觸媒介成為人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我國其他事業的發展相對比，傳播業的技術和設施的現代化水平已經相當理想，但“理想的大眾傳播需要理想的傳播接受者充分開發，利用它來完善自身，造福社會，但目前兩者之間尚存在較大的矛盾”。也就是說，在傳播技術和設施日趨成熟現代化的同時，受眾素質的提高相對滯後，因此在媒介的認知和使用程度等方麵，與媒介的急速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拉大，將對我國的總體現代化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調查認為，目前大眾傳播文化的媚俗化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眾的素質問題，從長遠看，它可能演變為我國大眾傳播事業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許多先進的傳播技術和設施得不到充分開發、合理使用，卻被低俗文化所吞沒，對此北京受眾已經有所感覺，85 。9%的人很讚成或基本讚成“應該向中、小學生係統介紹有關報紙、廣播、電視的各種知識”。與此同時，調查也顯示，傳播工作者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在北京某家很受歡迎的報紙上，一篇關於各家媒介競爭的“社會大特寫”的連載文章，對媒體、受眾這類基本的行業概念，解釋竟然與公認的學術含意相反，對中國在世界傳媒中的實際地位也似乎完全不知，文中還包括不少誇大詞句和種種不符合實際的關於受眾心理的估計。這種情況引起某些研究者的注意，並對行業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表示擔憂。①
當前國人的媒介素養仍較其他國家落後。人們已認識到媒介的社會服務功能，並嚐試使用媒介反映或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但對公民的媒介責任和權利、如何監督大眾媒介，以及媒介的報道內容、使用方式、傳播效果是否合適、合法，有無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等問題，仍缺乏應有的敏感和關注，因而也不能主動監督媒體行為。
我國民眾對大眾媒體的監督行為以及這種主動監督媒體的意識都是缺位的。在我國，對媒體的監督更多是來自政府層麵而非社會民眾層麵。人們通常將大眾媒體與政府權力、政府部門等概念聯係在一起，且已習慣了大眾媒體對社會生活的監督、宣傳、教導和告知角色。現在反過來要人們去監督媒體，這種意識的培養仍尚需時日。受眾隻有對自身與媒介的關係有清晰的認識和定位，意識到自身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方麵的責任，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擔負起監督媒介公信力的職責。另一方麵，成熟的受眾對大眾媒介上的內容才有可能做到既不照單全收，也非憤世嫉俗，懷疑一切。
隨著日益激烈的媒介競爭，受眾在選擇媒介方麵的自主權擴大，從對權威的盲目信任到以客觀審慎的態度接受媒介信息，尋求客觀事實，這些都顯示出受眾素質的提升。這將推動媒體以更加嚴謹的態度選擇、傳播其各類信息和節目，無論是新聞、廣告還是其他形式的內容，最終有益於媒體公信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