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倫理學會秘書長王淑芹教授看來，目前社會誠信缺失，與信用信息的公開、聯網程度不夠亦密切相關。“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製，目前基本不可能。”
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看，建立社會誠信-評價-查詢係統，是構建利益約束體係的重要操作方式之一。這一係統有利於解決市場交易及其他各類人際交往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將長遠利益與行為主體的誠信水平聯係起來。
但中國至今尚未建立起上述查詢係統，專家指出，由此既難以事前對行為主體做出誠信度預判，又不能事後及時製止失信者的重複失信。缺乏這一係統的支持，相關法規也是施行失據，對失信者的懲治力度過低。
全林遠建議，通過整合目前分屬工商、質監、財政、稅務、審計、司法和銀行等係統的各類信息，建立以互聯互通的信用資料數據庫為基礎的公共信息平台。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相關法規，借助社會征信係統的信息支持，依法追究失信者的責任，給予相應的法律懲治，改變守信與失信的機會成本嚴重扭曲的現狀，使守信者獲得公允回報，讓失信者得不償失，依此形成褒獎誠信的剛性行為導向。
多位與會專家認為，中國社會建設相對滯後，也影響了社會誠信狀況。
全林遠說，民間社會組織如果不能良性生長，就隻能由政府承擔絕大部分的維信職能，不僅負擔重、成本高，而且遠不能滿足社會轉型期的維信需求。要營造新型社會信任關係和信任結構，必須加大力度推行社會建設，培育公民社會，大力挖掘社區、協會等各類社會組織的維信潛能，努力使之成為推動現代誠信建設的新型社會載體。
關鍵在政務誠信
決策層議事日程中，已經納入社會誠信建設。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已明確指出：“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建設，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征信係統。”受訪專家指出，當前進一步推進社會誠信建設，要以法治為前提，確立法律製度的權威性。
白春陽說，要解決當前的社會信任問題，必須通過一種比較公正的製度安排和社會保證機製，依靠對法律係統、製度係統和規則係統的信任，減少和消除行為主體對自身利益安全的顧慮。
“隻有法律真正懲罰了失信者，警示了企圖違信者，提高失信行為的成本，才能達到保護守信者、鼓勵全社會講誠信的效果。”
發揮政務誠信的社會引導效應。“當前社會誠信缺失現象的產生，不應過多追究個體的道德品質，而要看到社會環境存在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副教授馮仕政認為，這要求執政者發揮更大作用。
全林遠認為，政務誠信是確立和維護現代社會誠信的關鍵。當前應以增進民主、響應民意、保障公益和維護公正為著力點，全麵加強政務誠信建設，使之真正成為社會其他領域誠信建設的先導和表率。
“政務誠信建設，必須以提高響應民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為重要目標。能否真正保證‘權為民所用’，是最終能否取信於民的關鍵所在。”全林遠說。
王俊秀認為，不論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都需要重視信用積累的過程。人際不信任增加的是人際交往的成本，而政府誠信缺失不僅使成本增加，更意味著社會普遍規則的失靈。“社會信任能否重建關鍵在於政務誠信的重建。”
還要注重道德教化，加強誠信教育。在白春陽看來，隻有當誠實守信內化為人們的自覺意識時，守信才能成為自覺行為；隻有當誠實守信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時，失信行為才會受到強烈的公眾譴責，誠實守信的良好社會風尚才能真正確立；隻有全民信用意識得到普遍增強，信用體係建設才能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
“應當把誠信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礎工程和長遠戰略來抓。”白春陽建議。
“帶薪休假”為何沒有底氣
由於帶薪休假相關規定未細化、單位是否支持、人員編製緊張、就業壓力大和更重視現金報酬四大因素，帶薪休假時下在大多數人眼裏，依然隻是個聽來美妙的時尚詞彙。
“國慶節到哪裏都是人山人海的，車票機票更是一票難求。”記者的朋友吳冰一提到黃金周就把頭搖得像撥浪鼓，“我在北京工作8年了，還從來沒有過帶薪休假。每年回老家看望年邁的父母，也隻有利用黃金周的時間。盡管國家規定有休假，可公司領導不說，誰敢主動提出？”
記者了解到，其實帶薪休假早就出現在中國的相關法律條文中了。但那些落在公文上的規定，由於各種原因，致使絕大多數職工依然“有假不能休”。
以國慶節為例，無論是節前的出行高峰，還是返程高峰，無不暴露出“黃金周”集中旅遊方式導致的中國旅遊資源超負荷運轉。隨著全國各地交通行業和旅遊景點趁火打劫式的票價飆升，普通民眾在對黃金周的“熱”進行理性思考的同時，對帶薪休假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帶薪休假”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據資料可查，帶薪休假製度起源於法國。1936年，法國在全球率先對本國工人階層，實行每年享受兩個星期的帶薪休假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