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研究》中說，以地震災害為例，由於群眾對地震災害及次生災害情況不清楚，防備能力非常薄弱，全部需要進入避難場所避難。因此，緊急避難場所的避難人員測算就為一個城市的全部常住人口。
《規劃研究》認為，如果北京市以現有1800萬常住人口計算，這意味著震後緊急避難場所要能夠容納1800萬人。另外，規劃按8度地震時15%的房屋及設施損毀率評估，大約有30%的居民需要進入固定避難場所避難，也就是說，震後固定避難場所必須能容納至少540萬人。
2012年1月19日，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018.6萬人。
在鍾開斌看來，按應急避難場所的建設速度和人口增長速度推算，近年來，包括北京在內，盡管上海、南京、天津、成都、鄭州、重慶等大城市應急避難場所建設速度較快，但與目前快速增長的總人口相比較，尚存較大缺口。
“從全國來講，應急避難場所的建設，成績不小，但差距較大。”鍾開斌說，“從成績來講，現在《突發事件應對法》、《防震減災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製度，對應急避難場所的建設、管理、運行、使用，已經作了相應規定，製度上基本有法可依；目前全國應急避難場所建設工作都在鋪開，特別是汶川地震、玉樹地震以後，這方麵的力度不斷加大；與以前相比，全社會對應急避難場所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城市中有一些應急避難場所，都有標誌，並相應有一些宣傳和報道。”
談及不足，鍾開斌認為，從總體來看，目前應急避難場所總量還是偏少，標準不夠高，功能不夠全。特別是，如果巨災發生在大中城市產生連鎖反應，目前應急避難場所還遠遠滿足不了現實需求。
“從總量分布來看，一方麵存在區域之間的不平衡，比如省會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建設相對比較好，但中小城市相對比較弱。另一方麵，從相對區域來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工作相對好，但中西部地區相對比較弱。”鍾開斌說。
這種不平衡，也體現在個體層麵。比如目前北京已經建成的應急避難場所中，場所建設還存在嚴重的紮堆現象，許多應急避難場所都集中在海澱區、朝陽區、西城區等。而遠郊區縣的應急避難場所建設，還顯得相對較薄弱。
據北京相關部門透露，對於應急避難場所下一步的工作開展，將遵循“均衡布局，就近避難，平災結合，功能完備”的原則。盡量利用北京可以作為避難場所的場地和與之配套的應急疏散通道，保證在發生地震等災害時，市民步行5至10分鍾就能到達避難場所，能充分滿足市民就近避難的要求。
加大投入保障“生命線”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在當前極端天氣頻發的背景下，有必要對應急避難場所加大投入和管理，以保障這項“生命線”工程在災難來臨時能發揮有效作用。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認為，北京市建應急避難場所必須避免片麵性、局限性，把這些問題放到防震減災整個體係中進行研究，否則做出的規劃和建設就會出現問題。
“在大城市有大量的學校操場或其他大型運動場地，以及為數不少的城市公園，建應急避難場所時，必須考慮這些地方的利用，另外，城市體育館也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地方。”齊善鴻說。
在齊善鴻看來，城市體育館的安全性和堅固性，一般要比普通建築好得多，並且空間巨大，具有較完善的供電和供水設施，如果設置為應急避難場所，它們就可以在避難和救援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日本在曆史上經曆過多起自然及戰爭災害，在關於應急避難場所的建設上，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日本的避難場所主要有兩大類，一種是學校、體育館等室內避難場所，一種是公園、綠化帶及高築平台等室外避難場所。
在日本，最結實、耐震性最高的建築是學校和體育館等公共設施。根據2009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對全國各地中小學校舍耐震性能調查結果的統計，日本即使在發生震度為6級至7級的強烈地震時，校舍雖然有部分損壞但不會倒塌、不會有人員死亡。所以，一旦地震來臨，學校就成了最好的避難場所。
日本大城市的應急避難場所，一般不是露天的，多利用體育館、大廳等空間較大的房屋。而在鄉鎮以及行政村，考慮到當地避難生活長期化的特點，則盡可能以小房間為主。
在確保飲水、糧食等生活物資的同時，日本避難場所還提供洗澡、洗滌設施以及私人空間，確保廁所、垃圾處理、疫病預防等衛生設施的獨立分區。
“與國外應急避難場所相比，目前我國應急避難場所還存在‘重建輕管，重建輕用’的問題。”鍾開斌建議，“我國法律上應對如何建設、如何管理、如何使用應急避難場所這三個環節，作出更明確具體的規定，讓製度硬起來。同時，要明確應急避難場所建設、管理、運行維護的職權關係。”
記者調查發現，有些應急避難場所標識不清、設施維護不善而遭損毀、長年失修老化，甚至有些部分被侵占、被挪用現象較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