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針對特權的巨大危害性，曆屆中央領導集體始終保持高度警覺。毛澤東多次提出防止特權、防止腐敗的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國家最窮困的那些日子裏，他的女兒李敏、李訥都與全國人民一樣，吃不飽肚子。
毛澤東還從端正黨風和廉政建設出發，提出了反對黨內特權的思想。他認為共產黨員和幹部，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嚴格要求自己，反對特權思想和行為，為人民無私奉獻，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並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
鄧小平對特權一貫深惡痛絕。1980年8月18日，他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是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幹部製度的主要弊端之一。“有一些幹部，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搞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幹部隊伍發生腐化。”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報告中指出，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誌相統一的體現。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胡錦濤在2011年“七一”講話中再次指出，全黨同誌都要牢固樹立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製度麵前沒有特權、製度約束沒有例外的觀念，認真學習製度，嚴格執行製度，自覺維護製度。
顯然，對於當前的黨內生活實際，反特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76.6%的被訪者認為現有的相關規定對反特權“效果不明顯”，認為“效果明顯”的占13.3%。調查過程中，很多受訪者表示“目前特權現象很常見，而且越來越嚴重，很難說中央的規定得到了有效執行”。
對於特權現象頑固存在的深層原因，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製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就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很少。”
同時，鄧小平還指出：“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係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製度，法製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製、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針對特權存在的主要原因，有64.6%的被訪者認為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這一比例最高；其次是“幹部選拔製度不科學民主”，提及率為57.6%；對“法律製度不健全”的提及率為51.7%，處於第三位。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從根本上否定了特權。但由於舊社會習慣勢力和專製思想的影響，在一部分幹部中仍然存在特權觀念、特權現象。”鄢聖華分析道，“一切權力都試圖製造特權，除非它受到了有力的抵製，因而特權產生於權力固有的劣根性--自私性、壓迫性和擴張性。絕對的權力絕對地會製造特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國家，本質上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免受權力的侵害，不允許有特權存在，要讓每個人都活得有尊嚴。”
在鄢聖華看來，目前中國反特權還是在要求觀念和道德自律的層麵居多。他舉例說，比如在檢察係統、公安係統，已經進行了多次反特權思想的專項教育或教育整頓活動，也出台了一些相關規定。
“但書麵規定與權力互動、權力運行的實際規則相比，還有很大距離。”鄢聖華說，“一個製度在書麵上建立後需要幹部學習製度，如果通過反複地學習，也沒有辦法達到書麵上規定的目的，就證明權力運行的實際規則或製度有問題。”
“當前在我們的各種黨內教育活動中，反特權教育還不夠深入，或處於一種邊緣化狀態，使有些黨員幹部特權意識特權行為有恃無恐。”沈友軍說。
“反特權教育的根本缺失，主要根源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幹擾。”沈友軍直言，“有些領導幹部的權力缺乏有效約束，他們把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看成是自己的特權，並想方設法地要去維護和擴大這種特權，甚至不惜為此去損害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以及社會公平正義。”
力促公權力回歸本位
記者調查發現，要遏製特權就需要按照中央要求有效約束公權力，使其回歸本位。這不僅要從思想上根除“特權思想”，更要從製度上破解權力運行的“特權機製”，這是中國未來反腐的著力點。
在本次調查過程中，被訪者紛紛對反特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62.7%的被訪者認為首先應該“加快法治政府建設”，這一比例最高；其次是“認真貫徹群眾路線，強化對“一把手”的群眾監督、媒體監督，提及率為58.1%；加強思想教育，提高“一把手”自覺接受監督管理的自覺性，“構建和完善黨內民主製度，並與人大製度相對接”的提及率也比較高。
受訪專家認為，建立健全權力相互對等製約的機製，建立健全公眾監督權力的可操作渠道，隻有法律得到充分的尊重，公權力的自由裁量權才可能得到有效約束，也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特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