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反映向上流動機會少
張先生是北京某機關的一名處長，來自於湖南省南部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18年前，他考上了北京某名牌大學，從此命運發生了逆轉。近年來，他已成了家鄉人眼裏的一個傳奇。
“在老家，現在每年能為子女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家庭並不多。”張先生說，“他們的子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成本越來越高，動力也越來越小。因此，很多孩子高中畢業就去讀技校學手藝，或外出打工掙錢。”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高考全國棄考人數接近100萬，而2009年棄考人數為84萬。有觀察人士稱，除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客觀原因外，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成了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古至今，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是社會底層群體改變命運的主要方式。比如，1978年恢複高考，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眾多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躋身社會上層，這不但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和智力支撐，也成就了中國當今的生機和繁榮。
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公眾卻感到社會階層在日趨固化，一個人如果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似乎更困難了。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多數受訪者反映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而接近六成被訪者認為自身尤其是外界存在太多障礙，信心不足，尤其城鎮戶籍被訪者認為通過自身努力向上流動障礙重重。
同時，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74.4%的被訪者認為受到“靠關係找工作”的影響，一線城市“社會關係”對就業的影響甚至高於二線城市，而且越是高學曆人群，越發感受到遍布周圍的“社會關係”網對自身就業的威脅。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前社會階層雖有一定的固化趨勢，但也要客觀地看到，現在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社會流動的製度設計，一些中低階層的人士，也通過此途徑實現了向上流動。”
那麼，為何多數受訪者認為向上流動機會越來越少呢？胡仙芝分析，一方麵來源於社會群體對於社會流動的過高預期；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與社會不公平的廣泛存在致使這些製度設計失去有效的執行有關。可以說，目前“階層固化現象”更多來源於公平的缺失和人們社會期望的失落。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涉世未深的90後對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命運的熱情，比前輩們高漲得多，61%的90後相信自身“奮鬥”，而在80後70後中，44.6%的80後願意相信“自身努力可以叩開理想之門”，認同該信念的70後，僅有34.3%。
對此，社會學研究專家、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副總經理肖明超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說：“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變遷，70後和80後已逐漸成長為社會各領域的中流砥柱，成為社會財富的持有者和社會主力人群。現實中，由於社會機會不均等，讓這兩個人群產生了強烈的挫折感、個體弱勢感和不安全感。”
底層群體呈擴大趨勢
按社會學者的觀點，以不同的標準，可把人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比如按權力、財富、學識、聲望等。
早在2004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次發布《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把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
當前，對於底層社會包括哪些群體，學界尚無定論。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公眾眼中的社會底層群體形象，其指標主要包括三個維度：低收入，居無定所；缺乏各項社會保障；自身權益難以維護，利益表達機製不暢。
“當下中國，原有社會底層群體向上流動越來越難，不少中產階層一不留神，極易淪落為新底層，底層人群有不斷擴大趨勢。”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沈友軍接受記者采訪時舉例說，“比如不少白領在高房價下，一夜之間負債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
這種觀點頗具代表性。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77.5%的被訪者認為底層公眾比例有擴大的趨勢，而且高學曆被訪者的態度更不樂觀，80.1%的本科及以上被訪者認為底層人群的比例還會擴大。
從目前情況看，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結構，被普遍視為穩定性最強、幸福度最高的社會。在發達國家，“社會中間階層”能占全國人口的40%～50%。
而根據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教授的研究，中國還處於一個底層民眾數量眾多、其他階層數量較少的“倒丁字形”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