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視的是，目前不少人還存在強烈的危機感和焦慮感--擔心自己在社會轉型中淪為新底層。那麼，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底層人群（貧困的農民、下崗失業者等），哪些人群最有可能淪為社會新底層呢？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65.1%的被訪者認為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可能淪為新底層，50.6%認為是失地農民/被拆遷戶，50.2%認為是新生代農民工。
本次調查結果還顯示，基於對自身困境的感觸，年輕一代更具危機感，67.5%的80後認為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有可能淪為社會新底層。這一點通過學曆背景的維度也可得到認證：高學曆群體認同該觀點的比例更高，67.6%的本科及以上被訪者認為大學生群體可能淪為新底層。
本次調查數據還表明，80後高學曆人群自我定義社會新底層的傾向性非常突出。“主要原因是他們通過‘奮鬥’實現成功的夢想太難照進現實，而不得不感同‘蝸居’和‘蟻族’的身受。”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魯照旺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在魯照旺看來，“蟻族”現象雖不代表所有大學畢業生的現狀，但卻是多數大學生期望通過知識和學曆來改變命運，可又因為缺少資源而難以突破社會階層固化而出現的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
“當前城市中的‘蟻族’，境況甚至比在農村有房的農民或農民工還差，後者至少還有地有房，前者的處境則更艱難。”魯照旺說，“在社會日益固化的階層壁壘的夾縫中，高學曆‘蟻族’奮鬥數十年，也未必能和官二代、富二代們擁有的財富和社會資源相比。”
另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顯示，目前，80後和90後“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到中國農民工總數的60%。
有受訪專家認為，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但是，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認同障礙、社會族群歧視和價值觀差異等難題到新生代農民工這裏並未獲得明顯改善。
沈友軍認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還普遍受到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的“三低”困擾，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即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可預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新生代農民工將是淪為社會新底層的主體。”
沈友軍說，“由於掌握社會資源少，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少。”
“贏家通吃”侵蝕公平競爭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近年來逐漸成為就業過程中的關鍵，而“贏家通吃”現象的蔓延，更是侵蝕著社會公平競爭的原則。
“對社會階層固化現象的認識，更需客觀、全麵和理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發展室主任李煒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前社會，每年有數千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來，成為工人、個體戶、小商人等。這種規模宏大的社會流動，也是中國經濟和生命力之所在。整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率，特別是向上流動率大大增加了。這體現了社會的開放程度。”
同樣，在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看來，當今社會還是有許多機會，讓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氣的人大展身手、改變命運，但他也承認：“目前出身和背景對人們後天發展的影響確實越來越大。”
“現在有些單位，不是因為工作本身去尋找具有相應背景的人才，而是社會關係背景取代了其他。”胡仙芝說，“僅僅是社會關係這一條，就使正常的人力資源管理製度和程序失去作用。這很不正常。社會經常曝光的往往是這些。這樣，更加劇公眾對階層固化的擔憂。”
據媒體報道，河南省固始縣在2008年選拔幹部過程中，最後任命的12名鄉長，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和房地產老板的子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湖南省懷化市鶴城區的“2010年鄉財所和社區招聘簡章”中，報名條件中有“父母有一方或雙方在鶴城區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等項，被輿論指是為了照顧“官二代”。
近年來“蘿卜招聘”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出現多起“父親招聘兒子”的荒唐事。2009年7月，廣東省東源縣法院院長徐周定主持法院黨組會議，同意不經考試就招錄自己的兒子徐行為工勤人員；2009年12月，浙江省平陽縣電大招聘校長林傳杯之子林廷耀擔任教師，而此前的招考中僅林廷耀一人真正參加考試，另外兩人是林家請來的“考托”……
對於這些不正常現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柯錦華認為，在就業壓力大的背景下，應嚴防此類不公平事件的發生。
而事實上，“贏家通吃”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比如，有些官居要職的人，在高校兼著院長或者教授、博導，或在企業兼個董事、顧問；有些企業家追求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頭銜；不少運動員獲得奧運會冠軍後，也紛紛被推薦免試直升研究生，有些還碩博連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