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在同樣背景下，哪些工種更具備上升條件和機會呢？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商業人員”和“白領”被認為是最具有向上流動機會的兩大群體，作為前輩的50後和60後更看好白領階層，而年輕的70後和80後則傾向於認為商業人員具有更多提升社會地位的機遇。
本次調查數據還顯示，65.3%的高學曆人群認為通過從事商業來提升社會地位的機遇更多，75%的農村戶籍被訪者傾向於認為通過從事商業來實現向上流動的機遇更多，城鎮戶籍被訪者持此觀點的比例是62.2%。
“青年群體尤其是高學曆青年群體對商業的看重，說明相對於其他領域，商業領域的競爭更公平，可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多。”肖明超解讀道，“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通過商業活動加速財富積累是實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直接方式之一，經濟資源在人們的價值評價體係中，也變得至關重要。”
“收入差距決定不同群體在消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職位等方麵的差異，而收入水平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社會地位，甚至隨著代際更迭也呈現出一定的‘世襲性’特征。”肖明超說。
加大社會風險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戶籍製度、就業製度、人事製度、社會保障製度等，是當前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原因。
“社會資源在迅速集聚，而後續的許多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製度改革基本上停滯。”魯照旺舉例說，“比如戶口製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也還是個農民工。”
魯照旺解釋，因考慮到土地問題，一些未把戶口從農村轉移出來而在城市打工的大學生，與通常意義上的農民工相比，並無實質性差別，實際上就是大學生農民工。如果大學生農民工以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出現，問題就非常嚴重。
“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貧寒子弟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這條傳統渠道，被封閉的危險性確實在不斷加大。”魯照旺說。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65.6%的被訪者認為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禍首，是資源與機會分配不平等，其次是收入分配不公和社會體製機製的障礙。
“現在社會階層日益固化，並非社會上層擁有多種社會資源，而是某些方麵在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沈友軍說，“有些利益集團，憑借種種體製性壁壘，偏離市場手段人為製造了種種資源配置的失衡。”
“近些年來，在各種資源與機會的配置中，社會底層處於劣勢地位。”胡仙芝說，“其根本原因就是製度的失效，而製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在於公平的缺失。底層的‘社會精英’很難通過教育等渠道實現流動，結果是，通過‘社會精英’的上升流動實現社會融合和整合的機會也變少了。”胡仙芝認為，目前在某些領域，強勢群體組成的階層，已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且力量強大的利益保護圈，“有時甚至公然侵占其他社會階層的合法利益，這樣就造成了社會階層的隔離，甚至分裂和對抗”。
“社會階層固化的危害，除了加劇中低階層的身份焦慮、拉大社會階層的斷裂麵、破壞社會的合理結構，還會有力地削弱政府的管理能力。”胡仙芝指出，一方麵，公共資源被侵占，公共職位被無能者把持，政府吸收不到真正的“精英”來實現社會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麵，還會因為這些割裂狀態導致社會的不信任，使其政策及政府本身產生合法性危機。
“如果社會底層上升通道不暢，各個社會階層相互之間相對封閉，缺乏溝通、了解和信任，就容易產生仇恨、對立和衝突。”沈友軍說，“一旦發生衝突，又極容易蔓延和擴散，嚴重的還可能引發重大的社會震蕩。”
近年來，各地出現了一些底層人群以暴力或非法手段發泄對社會不滿的現象。“在社會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上層社會也是輸家。”沈友軍認為，之前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幼兒園小學凶殺慘案以及企業員工自殺等社會衝突，與這種社會階層日益固化不無關聯。
“在‘十二五’期間，積極采取措施促進社會流動，進一步突破社會階層固化的壁壘，極具現實意義。”在沈友軍看來，社會流動不但有利於加強社會階層之間的聯係，加強個人才能和成就與地位之間的聯係，而且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隔閡，有利於整個社會和諧，從而推動社會健康發展。
突破階層固化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當前中國急需合理與公平的社會分層，而這依賴於社會流動的實現。因此，必須讓每位公民能憑借自身主要在後天形成的能力，通過公平競爭獲得相應的社會資源，取得相應的社會地位。
“突破社會階層固化壁壘的前提，是要盡快打破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不同區域之間分割的壁壘，改變存在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魯照旺認為，中國社會呈現的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而這種二元結構是通過政策人為造成的。“統籌城鄉發展，應是今後工作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