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2010年“民調評警”活動更是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2010年5月，江西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接受南昌市公安局委托，對全市856名社區（駐村）民警進行隨機調查，並將考核結果實行全市排名，對累計排名前50名的民警授予“群眾最滿意的社區（駐村）民警”稱號，排名後30名者，將有相應懲罰。
據了解，這次“民調評警”活動的實施，有效調動了社區民警為群眾服務的主動性、自覺性。在這次活動中，南昌市社區民警共走訪群眾56餘萬戶，發放警民聯係卡60餘萬張，安裝警民聯係牌9萬餘塊，召開懇談會2700餘次，化解矛盾6100餘起，創建平安小區860餘個，為群眾做好事2.14萬餘件。
2010年8月，時任中共南昌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胡焯接受記者采訪時，對這次“民調評警”工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次活動讓公安工作找到了一個新的突破口，使民警自覺下沉，下去接觸老百姓，為老百姓辦實事，把民警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台階。”
從記者的調查情況來看，江西省越來越多的黨政部門，也意識到了民意調查對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和效率十分有益。民調中心很多調研數據和結果，也經常在各級黨政部門文件中被正式引用。
經過多年實踐，梁步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一個地方的民意調查結果要起到真正實效，除調查機構能出客觀、真實的數據外，地方黨委政府的重視程度，以及搞民意調查的動機也起著決定性作用。”
梁步新進一步解釋道：“如果地方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不能勇於麵對民眾的合理訴求，不願自我揭短，不能正確麵對矛盾，而是把民意調查結果用來作為粉飾政績的手段，那麼這樣的民意調查就會走入死胡同，甚至會招致民眾的反感和唾棄。”
用製度創新應對“反考核”
“客觀真實是社情民意調查工作的生命，調查質量決定著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的生死存亡。”彭道賓說。
為此，江西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成立7年來，經過不斷探索，建立了16項民意調查執行的相關製度，規範了42個民意調查執行程序，嚴格了6個民意調查的監控環節，形成了由調查對象-訪問員-督導員-項目負責人-委托單位的一個嚴格、科學、規範的循環操作流程。
從2006年開始，江西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把工作重點由以往的做調查、出結果，漸漸深入到挖掘數據潛力，更好地為委托單位、被評單位提供服務的層麵，建立起了“調查、結果、服務、反饋”四位一體的工作機製，使民意調查結果更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據梁步新介紹，為使調查的數據、訪問的內容、分析的論據能夠做到真實、客觀、公正，每次調查都是委托單位、被評單位、調查單位共同設立密碼，調查工作結束後，三方到場，共同解開密碼。而大量的媒體也會被請到現場，一起見證結果並及時發布，以杜絕結果在發布前被相關利益部門“修正”。
“這種時候，完善的製度可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幹擾。隻要把製度拿出來，給對方解釋清楚，最後的結果不是一個人能左右的，對方能理解也明白了，要出成績的唯一辦法，就是踏實做事得到民眾的認可。”梁步新說。
在梁步新看來，應對“反考核”最科學的手段，就是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由於訪問員和被調查對象直接溝通，沒有中間環節，還有現場實時錄音，調查對象是電話隨機抽的，造假的難度和成本都很大。”
“讓被訪者敢於說真話說實話，也非常重要。”梁步新說，“對被訪者，訪問員從來不問其姓名和地址，以此排除被訪者的一切後顧之憂。”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接觸過一位受訪居民，他感慨地說：“以前沒有人聽取我的意見和建議，現在政府能主動聽聽老百姓的聲音，因為是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話題，我願意配合，也希望多做一些這樣的調查。”
同時，江西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也在不斷改進調查方式，如不提前公布調查時間、多調查移動電話用戶，在方言相近的地區之間實行“異地調查”等，以增大“反考核”的成本，力求避免受到外界因素幹擾。
官方民調的優勢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官辦民調機構具有明顯優勢，比如政府財政的支持從基礎上保障了調查的效果，能為整個調查提供更充裕的選擇空間；經由行政命令執行的調查，能獲得很多行政力量衍生的資源，使整個調查避免諸多阻力；能獲得更廣泛的調查空間，包括敏感的政治問題，等等。
“官辦民調機構的特殊性像一把雙刃劍，在創造優勢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官辦民調機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要提高官辦民調機構的公信力，消除民眾的質疑，關鍵在於保障民調結果的真實與客觀。目前各省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相對隔離，還處在探索階段。在這種情況下，隻要一個調查中心出現民意造假行為，盡管隻屬於個別現象，但損害的將是係統內數十個民調中心的聲譽。”
尹韻公還建議：“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應牽頭，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在全國建立一套相對獨立、完整、科學、規範的運作機製，不斷完善調查手段和提高應對‘反考核’的能力，逐漸樹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
在更多受訪專家看來，民意調查作為一種社情民意的傳達機製，隻有遠離來自權力的壓力，才能以中立的角度，來確保民意調查結果的真實與客觀。因此，對於官辦民調機構而言，除運行機製不斷創新外，最終的發展出路還在於實現自身運作與研究的相對獨立。
盡管目前國內的官辦民調機構成立時間不長，但受訪者還是普遍對其發展前景抱有積極的期待。“在經費、人才、管理體製等方麵，官辦民調機構的轉變固然艱巨，可這種轉變將是其自身發展的重大突破。”
社會組織生存狀況調查
社會組織的興起，有助於增進政府與民間的和諧溝通，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
作為北京一個從事環保的社會組織負責人，為了盡量壓縮開支，老張將辦公地點搬到了西四環的一個小區裏，80多平方米的套間，除了兩台電腦和一個書架外，幾乎沒其他設施。
經費是困擾老張的最大問題，他不但把工作人員月工資壓縮到每人2000元，更要求每一筆辦公開支都做到清晰可控，但還是時常感覺捉襟見肘。
“在現實的經濟壓力下，工作人員流動性很大。”老張告訴記者說，“以前來過幾個大學生，後來都轉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如果社會組織不能吸引專業的高素質人才長期工作，將會嚴重影響到可持續發展。”
“社會組織的興起，有助於增進各級政府與民間的和諧溝通，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博士說，“目前北京的社會組織還處在探索階段，整個社會對其還缺乏更清晰的了解，健全和發展仍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社會組織異常活躍
北京一直是中國社會組織活躍的省市之一。走在大街小巷，就可不經意地看見一些社會組織招牌，有的甚至還標有中英文標識。
“截至2010年8月5日，北京市共登記社會組織7066個，其中社會團體3208個，民辦非企業單位3724個，基金會134個，從業人員達12萬。”北京市社會團體管理辦公室黨委書記溫慶雲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北京的社會組織的經費來源主要有會費、服務性收入、社會捐款、購買服務成本資金等。大多數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僅2至3人，因經費緊缺，他們的待遇並不高，月工資1500元左右。北京社會組織專職工作人員，除了部分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外，更多年長的從業人員，是來自各領域熱心公益事業的人士。
從記者調查情況來看，北京的社會組織已遍布城鄉，涉及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層次不同、覆蓋廣泛、功能較強的社會組織體係，其作用、社會地位、影響範圍都不斷提升。環境保護、慈善扶貧、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等領域是其活躍的重點。
“相比之下，環境保護與慈善扶貧兩個領域的社會組織，不但數量多，而且影響也比較大。”溫慶雲說。
具體來看，在環境保護領域，較知名的社會組織，包括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北京環境保護基金會、北京水源保護基金會、北京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北京環保產業協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