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活得這樣明明白白，幹幹淨淨的，實在少見。據說夏老晚年曾“檢討”說，自己的一個“缺點”是活得“過長了”些。
再一位老同誌是曾任新四軍秘書長、中聯部部長、中顧委常委的李一氓。他原是創造社的成員，也是文人。據說一位極高級領導曾經說他，如果能徹底消除自己身上的文人氣，他本來可以擔當更多的重任。
我們同樣可以無話不談。他對我有許多教導，正確對待黨內歧見，對待黨內鬥爭，不要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要沉得住氣。首先要穩住自己。他熱誠地關心我，保護我不受太偏激的過分的打擊。他最大限度地運用了他的影響。
李一氓同誌體重與塊頭都很大，他不像夏公那樣伶俐，說話動作都非常持重，緩慢，慎重，喜怒不形於色，當然，這也是功夫。是我尤其缺少的。
我想起討論精神汙染時一氓的一個發言，他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要慎批人道主義，例如法共機關報的名稱便是《人道報》。他講這個話，當然很有權威性。
一氓的書法極佳，古樸勁道，蒼涼重拙。他去世前送了我一幅字，抄自《文心雕龍》。他的去世似乎隻是由於身體的沉重，經曆的沉重，語言與思想的沉重，終於無法承擔下去了。
光年仍然是我拜訪最多的一位老前輩。心事浩茫連廣宇，我對這些老人的所思所感所苦，都極其感動。他們尤有豪情在，光年家裏的客廳牆上懸掛的字最感人的是“勤奮延年”四個字。他在完全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後，編輯自己的著作，繼續翻譯《文心雕龍》，整理曆年日記，閱讀年輕人的新作，接待來訪者，仍然十分忙碌，每次見麵，他總要先說說自己近日做了些什麼事情，從中作一些回味與總結。
也有一個不長的過程。一開始我建議他繼續進行與做完六十年代開始了的用白話文翻譯《文心雕龍》的工作的時候，他曾略有難色，說是扔下已經太久了，後來，他還是完成了。而且，他的兒子說，他最可能留下來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一個是《文心雕龍》的翻譯。
有一次，我拜訪光年，若有所感，回來寫了一個短篇小說《濟南》，我寫到解放戰爭中的濟南戰役，寫到老人的感慨與夢。宗璞看了，電話中告訴我她覺得我寫得蒼涼。
這段時間，由於張潔的關係，我有機會與曾任機械部副部長的孫友漁同誌有所交往。他是“一二·九”時期湧現的革命家。他有一個主張，對我啟發很大。什麼事做得成做不成，都要做一下，申報一下或者建議一下，做不成也要留下一個記錄，要立此存照。
當然，講到師長，我還應該講到巴金、冰心、周巍峙、王昆等，由於在過去的文字中寫過較多，這裏才沒有多寫。
當然，我也不會忘記文化部的一些中層基層幹部，還有工人，他們的友善，他們的正直，他們的幹淨與真誠，使我永遠難忘。尤其是原藝術局長方傑同誌，他是老革命，他純潔無私，他寧願先期被炒了魷魚，也絕對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他是詩人張誌民的老戰友，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八路軍，他是真正的八路。
二○○五年，在中國海洋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上，山東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要重視對於王某人生軌跡上的若幹“拐點”的研究。王在仕途（教授的原話）一帆風順時突然要做文學，以少共之身被劃成右派，可以安居樂業並且有了體麵的工作了，突然要求去了新疆，在新疆紮下了根又回到北京恢複了老革命的身份，寫作正處旺盛期，受命文化部長，隻幹了三年多堅決辭下……如此這般，我自己也覺得有趣，我過去也沒有想過。看來，我還挺能折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