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我在哈佛燕京學社作研究的時候，接到加州大學鄭樹森（VilliamTai）教授的電話，說是希望我能夠參加是年年底在台北舉辦的活動，《聯合報》做東，包括大陸、香港與台灣的作家參加，叫做兩岸三地——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我問台灣當局會同意我入境嗎？鄭教授說，不妨試試。
由於“九二共識”，那一段兩岸關係比較好，前不久，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剛去過，曾任文聯黨組書記與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吳祖強也去過了。
直到我自美返回北京，台灣《聯合報》把機票都寄到了，台灣當局仍然沒有正式核準下來。就是說，台灣方麵批準我入境用了差不多一百天的時間。由於時間迫近，《聯合報》連續給我訂了五天機票，設想研討會頭一天手續沒有完成，去不了，可以第二天，或第三天，或第四天成行，隻要能露一次麵。
等台灣當局的公文下來，離開會已經隻有六天了，由於我事先已向文化部轉國台辦報告了此事，大陸方麵用了五天時間辦完有關手續。當然，對此，有關領導也很重視，不但有最高領導人的批準，而且有所有高級領導人的圈閱。
去一趟台灣何其麻煩也。先到香港，入境後立即趕往金鍾，到台灣駐港的中華旅行社，換取台方的正式旅行證件。再給台灣邀請單位即《聯合報》去電話，請他們與有關機關聯絡，把正式的同意入境公文送到桃園機場的入境處，由桃園機場通知香港機場，港方的國泰航空公司的航班才肯給我們辦登機手續。為此，我們在香港機場等了四五班，原定航班根本不讓你登機，氣得同行的來自上海的李子雲極不快，聲稱不去了，不去了。最後到達台北，已近午夜。大陸客的行李悄悄放到一個無人注意無人知曉的角落待取，與其他旅客的行李拉開距離……似乎是“潛入”一般。
到了圓山飯店，具體主持人，《聯合報》副刊主任、詩人瘂弦接待我們極其熱情，陪我們吃了一碗肉絲湯麵，一隻小花卷，幾碟小菜，洗去了不少疲勞和憋悶。
圓山飯店位於台北市郊的圓山山腰，號稱十四層宮殿式建築，雕梁畫柱，大屋頂，古色古香。前臨基隆河，後倚陽明山，東邊鬆山，西麵淡水。樣子是很有派的。山雖不算高，飯店五百個房間窗口，都可鳥瞰台北市晝景夜景。飯店基本上是官企，正麵立著許多大紅柱子，並掛了不知多少麵“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參加這次研討的大陸方麵有北京的劉恒，上海有李子雲、吳亮、程德培，本來還邀請了浙江的李慶西，但是李所屬單位就是不讓去。是官就有權，有權就管事，中央再說開放也沒有用。另外有一些滯留境外彼時基本未歸的文人，包括劉再複、李陀、蘇煒、高行健、黃子平等，也在以大陸方麵的作家的身份與會。來自香港的則有黃繼持、小斯等，台灣本地的人就多了。
大陸作家都是以個人身份來台的，台方是分別點名邀請，絕對沒有給大陸有關方麵留下選擇、安排、組織、控製的空間。不知為什麼，台灣朋友卻堅持認為我們有一個代表團，團長是我，這也奇了。莫非說明台灣方麵的與會文友是相對更有組織的？不會吧。
與大陸作家談港台文學相比，台灣作家對大陸文學顯然更關注、更掛牽，也更痛惜和激烈，可說是炮聲隆隆。
有一位台灣文友說劉恒改編的電影劇本《秋菊打官司》寫得太理想化，秋菊這個人物不真實（按，這個意見是批評大陸作品的，但是其邏輯與文學觀念，卻與大陸某些人如出一轍）。劉恒的回應十分別致，他說：“當然有這樣的人物，我愛人就是這樣的人。”他的質樸真誠的說法，令人難以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