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雲在講女性寫作的時候，順便提到了張愛玲，並說她的為美國新聞署所寫的命題作文《秧歌》與《赤地之戀》失之粗糙與概念化，立即有台灣作家為之辯護。當然，誰也說服不了誰。
劉再複的發言提出，大陸文學四十年的發展是“從獨白到複調”，意思是原來單打一，現在是多種多樣的了。會上掌聲不少，但我去衛生間時，聽到也在衛生間小解的兩位台灣教授極其不滿，說是劉的名詞用錯了。蓋是俄國有一位理論家，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了“複調”與“獨白”的概念，這是一組特定的概念，台灣教授堅持學院派闡釋的規範性與嚴肅性，而再複，本來也應該有點學院派的，他寧願意望文生義地借用這兩個詞，這倒是反映了兩地的學風的區別。
我國台灣有一著名作家李喬，與雲南一老作家同名。台灣李喬突然在會上發表一個聲明，說是他所以與會，是出自對他的老師齊邦媛的尊敬，他其實不認同台灣文學是從屬於中國文學的。他的聲明，顯然是受到“台獨”壓力的結果。
餘光中先生在首次的晚宴演說中，就批評了所謂“台語寫作”的作繭自縛、自我邊緣化的主張。餘先生還講到了小島也可以出大作家，例如愛爾蘭，就出了王爾德、詹姆斯·喬伊斯、蕭伯納等。餘先生還說，台灣、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學的三座仙山。
台灣作家中也時有小的碰撞。一個是留洋（不歸者）派與本土派之爭，本土派大罵留洋派對不起用血汗錢鑄就了他們的旅美幸福生涯的父老鄉親。留洋派則高高在上地一笑。
還有台灣文學的邊緣地位與中心地位之爭。後來這樣的爭論延伸到了大陸。我始終不感興趣。
最後一個晚宴的講演者是我。我的講話的題目是《清風·淨土·喜悅》。
我一上來就定下了一個從容的與樂觀的調子。我來台灣是為了以文會友，為了享受寶島風光，為了共同締造更美好的中華文學。我不可能跑到台灣來搞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個真正的有信心的作家，也不可能為自己的地域、集團、派別而爭執什麼。我坦然承認有過“疑無路”的試練，然而我強調的是“又一村”的光明。
我力求登高望遠，心平氣和，用理性、和諧與文明，去戰勝乖戾的炮聲隆隆。我強調我是過來人，我懂得轟來轟去把自己的心靈轟成一片焦土的悲哀。我的話有幾十年的國家的與個人的經曆做依據，我的話是有力量的，我其實嘲笑了那些極端的搞語言轟炸語言暴力的人，不管這樣的人在哪裏。
我要說的是，在場的我的老同學，在台南任教的著名戲劇家馬森先生，聽到這裏流出了眼淚。
我講完話，馬森噙著淚來與我交流。李子雲過來說，她從來不當麵奉承誰的，但是這次她要與我握一握手。《聯合文學》發行人，《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的兒媳，此報現董事長王必成的妻子，“美女作家”張寶琴給我寫了一個便條，稱我是“海峽兩岸第一人”。我當然不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成績，而是曆史，是與時俱進的調整，是總體的和平、和諧、親和的調子，使我們能夠在台灣登上以善製怒、以和代狹的道德製高點。
同時，回到北京，我又遇到了同樣的手法，同樣的惡意，他們努力一次又一次從境外的報刊上尋找片言隻語，證明我的台灣之行如何之糟糕。這些自己辦不成一件事寫不成一樣作品說不出一句像樣的動人的話，卻又如此痛恨一切建設性的努力與嚐試、生生要你也做不成事的人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