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河南作家張宇說，王蒙有雷鋒精神，他帶了一批研究生，研究生拚命批他，批得王形象更清純，而研究生們也都趕上了車，撈到了實惠。
台灣的這次文學討論會，開幕式上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先生出席並講了話。他到來的時候由保鏢排成兩行人牆，威風凜凜。他的講話比較呆板，遠不如此後他來訪問大陸時的發揮。
《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專門請我與芳吃一頓涮羊肉。王老說話口音很重，由一位年輕報人給我們當“翻譯”。此後數年，在台海局勢很不好的時候，王惕吾先生去世，通過文化部與國台辦，我堅持給他的家屬發去了唁電。
我拜訪了我的小學老師華霞菱女士，她已退休多年，用一次性退休金購買了一套公寓房，不算寬裕。我們在她家吃了餃子，感覺與在北京無甚不同。她的三兒子在國泰航空公司做事，我們離開台北時，他穿上製服為我們送行，給我們的艙位提升為頭等艙。
我還拜訪了原“立法委員”阿卜拉·提曼。他是伊寧市人，據說家就在伊犁州銀行一帶。他的大女兒永樂多斯（即yoltuz，維吾爾語“星星”之意）定居馬來西亞，是一位同行，我們早有聯係，相處甚好。我的描寫伊犁農村生活的小說集維吾爾文版《心的光》通過永樂女士傳到了阿老手中，他讀了又讀，放到枕邊讀，他自稱讀得老淚縱橫。他與我一起喝了兩瓶白葡萄酒，他說他自己算不上維吾爾人了（約指在台灣少有維吾爾人，他的家屬也都不通維吾爾語），“老王才算維吾爾！”這也算過獎了。
我與旅美詩人鄭愁予一起去了淡水，當地台胞極其熱情，把他們的珠寶拿出來陳列示客，把他們吸了一口的香煙遞給我吸，使我深受感動。
一九八○年在美國多次見麵的我國台灣鄉土詩人吳晟從遠地乘長途汽車來台北看我，他隻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必須趕回去，因為他還要給學生上課。其情亦十分可感。這些事例，使我深深感受到台灣本地土生土長的同胞對大陸同胞的深情厚誼。我還有機會到陽明山去喝凍頂烏龍，一切按嚴格的程序辦理。可以清心，可以明意，可以靜篤，可以和諧。
鄭愁予兩次帶我們清晨去喝永和豆漿。我在此年訪問新加坡時已經領受過永和豆漿的美味，尤其是他們炸的油條，酥脆鮮軟，令人留戀。
會後，《聯合報》招待我們去了太魯閣橫貫公路，我們還到花蓮證嚴法師所在的庵寺，聽到眾比丘尼的晚禱。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在台北市閑逛，但還是去過一次新東洋食品店。來此地前，我吃過該店的蜜餞金橘與鳳梨酥，都很精致，他們的肉鬆裏加一些海菜，風味也不錯。另外我在服裝店買了一件藍色條絨西裝，我覺得做工與銷售服務都是不錯的。在台北做客，生活上絕無異鄉之歎。
一九九三年一年，與芳一道，走出國門，前後訪問了新、馬、意、美四國與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在境外就待了四個多月。世界真奇妙，中國真熱鬧。天地真遼闊，朋友真不少。回來後一次聽京劇，碰到國務院主要領導同誌，他說：“你出去講學了嗎？效益怎麼樣？”我回答說，很好很好。到處走走，開闊眼界，益處頗多，有助於消除坐井觀天、作繭自縛、夜郎自大、關上門稱王稱霸的毛病。也有助於消除崇洋媚外、少見多怪、看花了眼、拿上個雞毛就當令箭、拿到個棒槌就當真（針）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