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進行了幅度最大的一次修訂，新的分類有一最明顯的變化，即：不再依據授予學位的高低來排列院校的層次，而是按照注冊入學人數排列，這樣研究型大學自然就退出了“榜首”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在校生數量最多的副學士學位授予院校。這一變化的用意就是為了消除多年來分類標準對科研的過度關注而導致高等院校忽視教學、使命趨同的不良影響，同時表明，高等教育機構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它們的不同隻是所承擔的社會職能和履行的學術使命有所差別而已。
（三）中國特色的分類體係：高等教育發展的當務之急
我國對高等教育的分類研究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學者們先後提出了三分法、四分法、層次分法、範圍集中度和兩個維度分法等多種分類方法。[11]其中多數學者是從院校職能的角度進行分類的，較有影響的有潘懋元先生的“三種基本類型分類方法”：[1]即研究性大學、專業性大學或學院、專科學校或高等職業學院；胡建華教授提出了四分法，[12]即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本科院校、教學型專科院校等；劉獻君教授進一步把本科院校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本科院校及教學服務型大學。[13]上述分類雖然有的已經在高等教育研究者之間達成了“共識”，但仍然隻是學者們的“紙上談兵”，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沒有出台統一的“官方”分類標準，這也是許多高校定位趨同、盲目攀升甚至無所適從的根本原因。
根據美國加州高等教育分類體係和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體係的經驗，以及我國目前的現狀，筆者認為，盡快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分類體係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當務之急。在製訂分類體係的過程中，美國的經驗可以借鑒，但不可照搬照套。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是一種描述性分類，雖然它對美國各個高等院校沒有約束力，但它在發展中不斷完善，並逐漸得到研究者和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認同，這也是與美國的高等教育製度乃至政權製度分不開的。在我國，首次出台的高等教育分類體係必須是“官方”的，而且應該是規定性的，不能為高校留有過多的“政策空間”，這樣才能有利於高校找準自身在高等教育係統中的坐標，努力在所屬層次、類型中的院校中爭創一流。其次，卡內基分類考慮到高等教育機構的角色與功能、學位層次等多方麵的因素，而對我國來說，目前高校分類應更多地強化院校使命和人才培養，突出學校辦學特色，這樣才有利於不同高校彰顯個性，有利於培養滿足社會需要的多樣化人才，有利於高等教育多樣化係統的形成。另外，根據我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和今後的發展需要，可將高等教育分類與高等教育的規劃相結合，尤其是要加強區域高等教育資源的有機整合。但在規劃和整合過程中不能一味地“合並”和“升格”，而要充分保護個性和特色，促進高等院校的多樣化與可持續發展。最後，我國高等教育分類體係應該充分吸收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並與目前一些“約定俗成”的分類標準相聯係，這樣才容易為社會及高校自身所接受，這樣的分類標準也才具有生命力。
總之，通過建立科學的分類體係，能夠保障高等教育的秩序，防止高等學校的趨同和盲目攀升，促進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但從長遠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最終還是要超越分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而實現這一飛躍的前提是每一個高校都能合理定位自身的學術使命，形成多樣性的學術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