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理定位學術使命，培育高等學校多元學術生態
如前所述，高等院校定位不明是製約高等教育多樣化發展的另一要因。定位不明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高校對自身職能把握不清：“甚至在高職、高專院校也侈談‘科學研究’、‘知識創新’等等，其結果是‘科學研究’的職能有名無實，而‘人才培養’的職能卻被虛化或邊緣化，‘社會服務’也不免輕重倒置，失範失當。”[14]因為定位不明，許多院校目標趨同、盲目攀升也就在所難免了。
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前任主席歐內斯特.博耶（Ernest Boyer）認為，高校定位趨同主要是學術生態失衡、學術形式單一化所致：“研究的使命，本隻對某些院校合適，卻對所有高等學府投下了陰影——‘伯克利’或‘阿姆赫斯特’模式成為衡量所有高等教育機構的標尺。”[15]博耶提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高等學校應該超越“教學科研孰輕孰重”的爭論，給予學術以更廣闊和更富有內涵的解釋，隻有這樣，大學的學術才具有合法的基礎，大學學術生態才具有多樣性。在其1990年發表的題為《學術反思：教授工作的重點領域》的報告中，博耶提出了一種新的學術生態觀，即大學學術不隻意味著進行“研究”，它應該包括四個不同又相互聯係的方麵：探究的學術（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整合的學術（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應用的學術（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和教學的學術（scholarship of teaching）。在這四種學術範式中，探究是學術是開端，也是學術的本質所在，“對學術的探究乃是學術生命的心髒，當然處於研究工作的中心”[16]。其次，要把探究的學術置於更大的背景，促進更多的跨學科交流和對話，發揮不同的相鄰學科的優勢，就需要加強整合的學術。應用的學術是理論與實踐的橋梁，使學者成為“反思的實踐者”，“讓他們從理論到實踐，然後從實踐返回到理論，從而使理論更加可靠”。[15]最後，教學在學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教學支撐著學術。沒有教學的支撐，學術的發展將難以為繼。”[16]總之，在大學學術生態中，探究的學術、整合的學術、應用的學術和教學的學術彼此聯係，相互啟發，成為一個共生的整體。
博耶從學術生態觀出發，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多樣化係統的思路。他建議，每一所高校要確定自己特有的辦學使命，形成與學校發展目標相適應的、師生員工共同認可的學校特色。如，有的高校可以把重點放在研究上，有高校的可以把重點放在教學上，有高校的則可以把重心放在知識的整合或應用上，有的高校則可以涵蓋學術的各個方麵。即使在一所學校裏，係與係之間的重心可以不一樣；即使在一個係，教師的學術重點也可以有所不同。總之，在高等教育生態係統中，“每一所院校都應為自己的辦學特色而自豪，並尋求與其他學校互補，而不是一味模仿。全麵的學術活動可以在每一個校園裏得到發展，但每一個院校都應該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15]。博耶的學術觀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高等院校內部，傳統的學術觀念得到改變，研究、整合、應用和教學的學術生態逐漸確立，在教師聘任、獎勵、晉升中開始注重學術的多樣性，尤其是教學的學術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在高等學校之間，不僅不同類型學校之間能夠和諧共生，同類型學校之間也通過學術的多樣性發展和有效互補，形成了良性的橫向競爭。
根據博耶的學術生態觀及其高等教育多樣化係統的見解，我們不妨重新審視和定位我國各種類型高校的學術使命。由於目前我國尚沒有統一的高等教育分類方法，為便於表述，本文綜合了潘懋元先生的“三種基本類型分類方法”和劉獻君教授的分類方法。
（一）研究型大學的學術使命
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研究型大學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這類大學應當“少而精”且將突出“探究的學術”。這不僅僅因為探究的學術對國家發展所具有的重要價值，從大學自身建設來看，強調探究、發現和集成創新，是趕超世界一流大學或縮短差距的必由之路，況且我國研究型大學本就較為薄弱的基礎研究現正麵臨功利主義的侵蝕。同時，研究型大學應該重視“教學的學術”。目前我國研究型大學為了追求“失去靈魂的卓越”，本科教學存在被邊緣化的危險。同樣，整合的學術在研究型大學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為跨科學與學科綜合已成為學術發展的新趨勢。在應用的學術上，研究型大學應該確立一種新的服務觀，即它們所提供的服務應該是真正學術性的、科學的、適度的服務，“更加關注與國家戰略發展、可持續發展和核心競爭力相關的研究與‘服務’，在當今和未來社會的發展中充當‘思想庫’、‘智囊團’、‘人才基地’、‘技術孵化器’和‘社會的良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