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峰
摘要：當前，我國正在努力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轉型。通過探尋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真諦：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開明及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國家對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視與支持；柏林大學的創建；習明納、研究所等教學組織形式的創設、德國教授典型的學者特征、技術學院的創建與發展等，以期對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之目標帶來一些思考與啟示。
關鍵詞：高等教育強國；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截至2008年，我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2907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3％”[1]。經過連續10年的擴招與發展，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已先後超過俄羅斯、印度和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在此背景下，為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國政府又適時地提出了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本文通過追溯、探尋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真諦，旨在為我國當前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之宏偉目標帶來一些思考與啟示。
一、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之發展真諦探尋
19世紀，德國發展成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這一基本事實已得到世人公認。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深受法國啟蒙主義功利思想的影響，對於日漸衰微的大學的存廢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德國仍處於分崩離析狀態，諸邦國各自為政。在1807年的普法戰爭中，普魯士戰敗。在內外交困的國內國際形勢下，以普魯士為首的德國高等教育，尤其是柏林大學的創建，是如何異軍突起的？德國又是如何發展成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下麵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探尋。
（一）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
1810年，柏林大學的創建在德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都具有裏程碑意義。施萊爾馬赫、費希特和洪堡被視為創建柏林大學的先驅和功臣，“前二人被譽為柏林大學精神的締造者，洪堡則被看作柏林大學的實際創辦人”[2]。費希特是18世紀末德國著名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則是19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對費希特、施萊爾馬赫、洪堡三人的生平進行考察可以發現：三人都曾仔細研讀過康德的哲學著作，深受康德哲學思想的影響，他們是在對康德哲學進行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哲學思想體係的。康德則是18世紀德國哲學巨匠，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自由是康德哲學體係的基石。”“康德的自由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關國家與大學關係的基本觀點，通過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傳播，深深地影響了19世紀以來的德國大學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大學的發展。”[3]1另外，康德在《學院之爭》中關於哲學的性質、哲學的地位以及哲學對於政府的作用等觀點的闡述對於哲學院地位的提升、柏林大學辦學理念的形成等應該不無影響，將柏林大學的辦學理念與之加以比較，可以明顯發現這一點。此外，洪堡還是德國新人文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與詩人席勒私交甚好，“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哲學，談論人性，他也為席勒那種人性至上的信條所吸引和折服”[3]32。1789年，席勒在耶拿大學發表了“什麼是世界史及為何要學習世界史？”的任職演講。演講開始之前，席勒首先區分出兩種不同類型的學生：一種是謀生型學者，即為了今後的職業而求學者；一種是哲學型學者，即為了學術本身而求學者。由於求學目的不同，這兩類學生的治學態度也截然不同，席勒極力推崇哲學型學者的治學態度。席勒對於人性的探討，對於哲學型學者的推崇，應該對洪堡大學觀念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因為1805年席勒去世後，洪堡在給一位朋友的信裏說，“席勒的離去使他失去了知識的方向，因為在認識席勒之後，他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席勒的思想為唯一的判斷準則”[3]40。因此可以說，柏林大學的辦學理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哲學理論基礎之上的。
（二）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開明及對知識分子的重視
相對來說，普魯士幾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比較開明，因此，普魯士是一個思想、言論相對比較自由的地方。在此可舉兩例予以說明。被稱為“哈勒大學第一位教師”的托馬西烏斯曾在萊比錫大學任職。由於在宗教問題上與丹麥皇家牧師發生爭執，結果，不但其作品遭到丹麥政府的焚燒，丹麥政府還要求薩克森政府采取措施處罰其傲慢的態度。最終，托馬西烏斯被萊比錫大學解除教職，甚至受到起訴乃至監禁的威脅。1690年，托馬西烏斯逃到柏林，受到當時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