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年，國王準許他到哈勒騎士學院給普魯士貴族青年講授邏輯學和法學，並在國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馬西烏斯將騎士學院升格為大學。1694年，哈勒大學獲得正式特許狀。
1798年，費希特因在其任編輯的《哲學研究》上發表“論我們對一個神性世界主宰者的信仰的根據”一文而招來災難，被指控宣揚無神論觀點。為此，費希特於1799年被解除耶拿大學的教授職位，隨後便移居柏林。在柏林期間，費希特進行了多次演講，聽眾中不僅有學者、藝術家，還有普魯士的政府首腦。1806年，費希特受聘於埃爾蘭根大學。在此期間，他曾就大學的組織問題撰寫了“關於埃爾蘭根大學內部組織的一些想法”一文，並將該文呈交給普魯士首相，普魯士首相將其轉交給柏林首席財政樞密顧問阿爾騰施太因。費希特在文章中認為，大學應該是“科學地運用理智的藝術學校”。阿爾騰施太因完全讚同費希特的這一觀點。隨後不久，柏林大學創建。“無疑，新大學吸取了費希特的思想。”[2]40從這裏可以看出普魯士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的相對開明與對知識分子的重視，這也為柏林大學以及隨後其他大學的創辦與發展營造了一種相對比較寬鬆的環境和氛圍。
在柏林大學享有大學自治，學者享有學術自由的同時，為防止學術思想上的門戶、宗派觀念，國家保留了聘任教授的權力。雖然享有否決權，但通常情況下，政府一般都會尊重大學的意願，按照大學提供的三人候選名單聘任教授。一旦教授人選確定後，教育部會就薪水、人員配備、設備以及研究經費等與教授進行協商。“盡管這種協商事無巨細，且非常冗長，但仍不失為發展教授權力的一條良策。”[4]在筆者看來，這種協商不僅是“發展教授權力的一條良策”，而且也是國家、政府對教授、對學術的尊重與重視的一種體現。
（三）國家對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視與支持
在德國大學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哈勒大學的開辦還是哥廷根大學的創辦都得到了國家元首的準許和支持，而哥廷根大學更是漢諾威王朝為了實現強國夢而創辦的。1810年創建的柏林大學更是在普魯士兵敗於拿破侖，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開辦的。“那些為國效勞的人不是在一時的偶然事件中，而是在精神和政治生活的僵死狀況中尋找不幸的原因。因此他們並沒有滿足於軍隊的現代化，他們也在新的世紀即十九世紀的精神裏尋找精神基礎的更新。”[5]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國王決心用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國家在物質方麵所遭受的損失，於是欣然同意原哈勒大學校長率領的教師代表團的請求——在柏林建立一所新大學。盡管當時的普魯士王國處於極端貧困當中，原本就不富裕的經濟因戰爭失利從1808年起每年還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但除了將原本撥給哈勒大學的所有經費全部轉撥給柏林大學外，“國王仍應洪堡的要求撥款15萬塔勒，作為新大學的經費，包括大學、科學院和藝術院、圖書館、植物園、解剖館等機構的經費，並選址在華麗的王子宮殿”[2]43。為了實現強國的誌向，從這裏可以看出國王的遠見卓識與魄力以及對發展高等教育的極端重視與支持。
另一方麵，19世紀，“科學探索精神之所以能在德國大學牢固地紮下根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財政支持”[2]48。從政府對習明納和研究所的經費支持的增加可以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從整體上看，1819—1866年間德意誌各邦增加了對大學的財政支持，尤以1840年後增長最快，其中大部分是用於習明納和研究所的發展。”“1870年研究所和習明納的經費已超過工資預算，成為最大的開支項目，而1820年該項支出僅占工資總額的1/5。”[2]63隨著政府財政支持力度的加大，習明納和研究所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大大促進了大學科學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