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以前，德國大學中研討班的數量並不多，多數存在於哲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而且其研究功能的色彩並不濃厚。19世紀前半期，習明納和研究所多是由教授個人創辦的，有些教授甚至自掏腰包購買實驗室所需儀器。由於這些習明納和研究所創辦時未經政府明確認可，因此他們往往隨著教授退休或逝世而自行消失。隨著習明納和研究所在大學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顯，政府開始轉變觀念，增加對它們的投入。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和資助後，習明納和研究所的數目明顯增多，而且其形式也日益正規，規模日趨擴大，大大促進了科學研究在大學的發展。政府的這種投入換來了豐厚的回報，大學不僅培養出許多出色的學者和為其他部門培養了大量的高水平人才，而且對科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使德國大學成為公認的世界學術中心。“到19世紀60年代，德國大學的學術和教育水平已使國人感到驕傲，使外國人羨慕不已。不久，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英、美等國的留學生蜂擁而至，德國大學再現了以國際性為特征的中世紀大學的輝煌。”[2]
（六）編外講師製度凸顯出德國大學教授典型的學者特征
在德國，一個獻身於學術職業的年輕人要從“編外講師”開始做起。他們有的僅是一個教師執照，在被允許教課的領域裏選擇一到兩門課程開課。由於開課很少，編外講師可以有較多的時間用來從事研究。除了學生的聽課費，編外講師並無薪水可拿，也沒有參與大學管理的權利，他們“完全被置於大學的製度之外，為一種純個人的生存”[8]99。編外講師沒有固定的期限。根據教學能力和科研成果這兩項標準，從編外講師中選拔副教授和教授。因此，弗萊克斯納在《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一書中認為：德國的“編外講師形成了一個學術搖籃”[10]285。但是，並不是所有優秀的編外講師都有這樣的提拔機會，他們“往往經過多年磨煉而不一定熬得出頭，尤其是正教授不關心他甚至反感他時——這種情況的確有可能出現——更是如此”[10]285。所以，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看來，“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11]23，因為“一個講師，更不用說助教了，他是否能夠升任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首腦，純粹是受著機遇的左右。在這裏，運氣當然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但它確實起著不同尋常的作用”[11]20。即使沒有固定的薪水，同時還要承受著由學術前途的未確定性所帶來的種種焦慮的折磨，大量的編外講師還是甘願選擇了這一職位。除了對學術職業的內在誌向外，編外講師製度凸顯出德國大學教授甘於寂寞的學術品格，恐怕這也是19世紀德國教授、德國大學之所以取得輝煌學術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精神和心靈在寂寞中會變得寬廣、活躍、穎慧和強健”[8]64，“紛擾的社會生活會使人失去其精神的獨立性”[8]63。
（七）技術學院的創建與發展
“與純科學相對應的是實用性科學，洪堡認為對實用性科學的研究和傳授是職業學校和高等專科學校的事情，大學應該把兩者截然分別開來。因為兩者若混淆進行，那麼培養出來的人也將是不全麵的和膚淺的。”[3]37研究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已有文章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期以柏林大學為首的德國大學模式的研究上，很少關注德國技術學院的創建與發展。正因為技術學院的創建與發展滿足了19世紀德國工業技術發展的實際需要，大學才能得以長期致力於不具功利性的純科學研究，因此可以說，這一時期技術學院的創建與發展對於19世紀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對於德國科學、技術中心地位的形成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