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家危機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適時頒布了《退伍軍人安置法》，讓大量轉業、複員軍人進入社學學院接受教育，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後，美國聯邦政府敏感地意識到，戰後的時代是一個危機的時代。隨著“冷戰”的開始，194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用今天的教育努力來對付人類的世界範圍的危機是至關重要的”[3]，再一次將高等教育強國戰略擺在了首位。1957年，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發射，美國舉國震驚。深感強國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脅，世界第一的寶座岌岌可危。科技領域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國開始反思高等教育的功效。它將此次同前蘇聯競爭的慘敗歸咎於教育的失敗，認為是忽略科學和技術訓練，未重視優秀人才培養所致，因此當務之急必須依靠高等教育的雄厚實力，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培養世界拔尖人才。本著“教育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6]的指導思想，1958年，艾森豪威爾總統親自簽署了《國防教育法》，開篇便指出國家出於危急之處。《國防教育法》直接使教育和國防結合在一起，它的頒布和實施標誌著美國優先發展高等教育強國戰略進入了鼎盛時期。為了資助大學提高教學和科研水平，為了培養拔尖人才，美國加大了教育經費的投入。先後資助了“阿波羅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等重大科研項目。1969年，美國成功發射了載人飛船，實現了人類登月計劃，標誌著美國科學技術水平產生了質的飛躍，也預示了高教強國戰略的成功實施。1965年，為了資助貧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美國頒布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法》，國會每年撥款65億美元用於教育，旨在為全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在國家的重視和推動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提高了教育質量，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入了空前大發展的曆史時期。
再次，21世紀前後的國家危機學說。1983年4月，美國全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在報告《國家在危險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指出，“國家處於險境之中”，“教育是本國未來國力的主要基礎”，“教育比建立最好的工業體係或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更為重要”。[3]為此，美國先後通過了《目標2000年：美國教育法案》、《美國為21世紀而準備教師》等法案，同時對教育行政管理體製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改革，對教師實行“喜糖加皮鞭”政策，發放教育卷，用政策扶持教育的發展，促使教育向著優質化方向發展，為美國未來儲備人才。同時繼續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鼓勵科研創新，資助“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重返月球計劃”等重大科研項目，實現教育的現代化。9.11事變之後，美國加大了反恐的防禦，進一步調整高教興國戰略。2001年，布什宣誓就職第一天便承諾要優先抓教育改革，將教育擺在特別有限的地位，同時向國會遞交了476億美元“不讓一個兒童落後”的教育改革計劃。同年，美國聯邦政府撥出10億美元專款，支援全美8000個“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7]，以滿足社區終身學習的需要。2006年10月，美國未來委員會正式提交了《領導力檢驗：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走向》的戰略報告，著重闡述了高等教育在未來國家發展中的戰略作用。[8]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風暴使美國遭受重創，整個教育係統也未能幸免。但新組建的奧巴馬政府再次繼承了前幾任總統的高教強國戰略，強調高等教育興國安邦的重要性。2009年2月13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1400億美元用於資助教育，被奧巴馬稱為“美國邁向經濟複蘇的一個重大裏程碑”[9]。
三、結束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國自建國初期至今日奧巴馬執政，始終都以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思想來指導本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使高等教育為國家服務，使高等教育成為強國固邦的關鍵力量，被視為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工具。通過告誡國民，整個國家正處在危機之中，有效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使廣大青年投身科研，自主創新，為強國保家，前赴後繼。同時，政府加大高等教育投入，把發展高等教育作為基本國策來執行，有效的發揮了高等教育的潛在作用，樹立了“以政治論為基礎的國家危機學說高教強國戰略”的成功典範，較好的闡述了政治論基礎上的高等教育哲學指導思想。美國每次遭遇的危機，都被“國家危機學說”成功化解。而每次危機化解的同時，都帶來了教育的發展，國力的增強。從一個大西洋沿岸的狹長地帶的國度，逐漸崛起為一個影響深遠的世界超級大國，其高教強國戰略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教育興則國強民富，教育衰則國弱民窮。”發達國家高教強國的經驗為我國實施高教強國戰略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藍本。結合十七大高教強國的戰略部署，美國的高教強國之路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