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影響極其深遠，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1882年，天皇頒布了由參謀總長山縣有朋提交的《軍人敕諭》，要求軍人以忠節、禮儀、武勇、信義和質樸為必須遵從的道德準則，絕對服從天皇的領導，不惑於輿論，不幹預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節之本分。天皇的《軍人敕喻》教育，使得所有官兵的骨子裏都滲透著“大和民族神聖”“大日本帝國軍人無堅不摧的武士道”精神。這實際上提倡了一種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圖以此主宰士兵的心靈，使他們成為甘願替天皇賣命的戰爭工具。
在購買武器裝備和引進先進的軍事科技方麵，明治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花費了大量金錢，軍費開支不斷增長。在引進過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對新技術的消化吸收，不斷提高軍事生產的自主能力。這不僅促進了日本工業技術和生產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軍事和國防安全。19世紀70年代末，日本已經掌握了獨立設計建造軍艦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廠實現了火炮生產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國技師的建議下，日本建造了“嚴島”“鬆島”“橋立”三艘艦船，專門用於應對中國北洋水師的“定遠”和“鎮遠”這兩艘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巨型戰艦。
從1874年到1890年這段時間，日本政府中的軍費開支在“強兵”國策下大量增加，軍隊編製機構和人員也急劇膨脹，根據日本學者井上清的《日本的軍國主義》一書中的統計資料看，日本自1878年以來，軍費開支就已經一直占國民經濟收入的16%以上，1889年，則已經達到了29. 6%。由此可見，明治維新改革給日本帶來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軍國主義的急劇膨脹。
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通過掠奪他國財富，實現本國的富強，這是近代多數西方列強崛起的“成功經驗”。以西方為師的日本對此心領神會。隨著日本軍事實力的日益增強，明治政府逐漸把罪惡的魔爪伸向周邊鄰國，開始了侵略擴張的“富國之路”。
3．爭霸東亞
明治的口號是“富國強兵”，明治政府成立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現代軍隊，這是明治維新的目標。
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就提出：“我日本國雖地處亞細亞東陲，但其國民精神卻已擺脫亞細亞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籲：“為今之謀，我國不可猶豫，與其坐待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興亞洲，不若脫其行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方法，不因鄰國之故而彬彬有禮，隻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處理之。”
所謂的西洋各“文明國”，當時正在全球爭奪勢力範圍。曆史上一直選擇與強者為伍的日本，這一次選擇了與西洋列強共進退，加入到武力掠奪的行列。當明治維新帶來了國力的增長時，日本軍國主義加快了對外擴張的步伐。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天皇政府，製定了“大陸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就是逐步向日本西邊的大陸進行軍事擴張而妄圖征服整個中國和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的軍事擴張計劃。“大陸政策”分五期戰略措施，第一期是征服中國台灣，第二期是征服朝鮮，第三期是征服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期是征服中國內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期是征服整個亞洲乃至於世界。而且，日本天皇軍國主義政府為了實現這五期“大陸政策”戰略，已經從1870年就做了大量的國內準備，特別是在全國推行了以武士道精神為核心的軍事製度建設和國民軍事教育製度，同時，日本在軍事裝備上也做了長期精心的準備。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灣，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抗，在獲勝無望的情況下，仍以外交訛詐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北京專條》。中國除向日本賠款50萬兩白銀外，還輕易承認了日本對琉球的實際統治。
當時旅居中國的一位英國人評價指出：“台灣事件的處理向全世界宣告：這裏有一個富饒的帝國，它將隨時自動地給你支付賠款而絕不進行戰爭，支那的命運的確是結束了。”清政府的舉動不僅降低了大國的威信，動搖了長期維持的東亞封貢體係，也讓日本嚐到了恃強淩弱的甜頭，看透了中華帝國外強中幹的本質，從而助長了其軍事冒險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