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日本以美國佩裏叩關的方式敲開了朝鮮的國門，逼迫朝鮮政府簽訂了《日朝修好條約》，即《江華條約》，從事實上否定了中朝兩國間的宗主藩屬關係，使日本勢力進駐朝鮮，為日後吞並朝鮮、侵略中國做好了鋪墊。
條約簽訂之後，日本對朝鮮采取了掠奪式的貿易政策：一方麵，把朝鮮作為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以不等價交換的方式牟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麵，用各種手段大量套購朝鮮的金銀，以增加本國的財富積累。據統計，到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從朝鮮運回本國的黃金約合835萬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黃金總量的68%，這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和軍備擴張提供了更多的資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盤剝壓迫的朝鮮人民爆發了反日高潮。憤怒的士兵和群眾殺死了日本軍訓教官和親日官員，發動了“壬午政變”。中國政府應朝鮮請求，出兵平息了事態，同時也阻止了日本趁機吞並朝鮮的企圖。日本國內便以此為借口大做文章，煽動民眾對朝鮮和中國的仇視，也為繼續擴軍備戰找到了最為合適的理由。
山縣有朋鼓吹說：“時至今日，若不恢複我邦尚武之遺風，擴張陸海軍，把我帝國比做一大鐵艦，四麵擴展勢力，以剛毅勇敢之精神運轉之，則我所曾經視之直接近鄰外患，必將乘我之弊。”他還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機，則我帝國將複與誰同保獨立，與誰同語富強乎？”言語間，把強兵與富國自然聯係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卻難以掩蓋狂妄白大的心態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
他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強擴軍力度，提出：“今歐洲各國遠離我國，痛癢之感並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鄰邦之勢，正在迅速勃興，決不可輕忽。”無疑將戰爭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國。為實現這一目標，日本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有針對性的準備，不僅加快了擴軍的步伐，建立了戰時大本營，還千方百計地搜集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
為了擴大稅收以增加軍費，明治天皇親自出馬，召見地方官員，對征稅進行動員指導，強調：“汝等身為地方官，應深體朕意，保證貫徹執行。”從1887年起，天皇每年從白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並要求文武百官從薪金中抽出1/10，用於補充造船費用。
在政府的誘導和鼓勵下，日本國內支持侵略擴張的情緒高漲，推動了擴軍計劃的順利實施。到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軍費開支占總預算的40%，建立了一支擁有6.3萬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海軍已擁有31艘軍艦，24艘水雷艇，總排水量達7.2萬噸。日本在軍事上完成了發動戰爭的準備。
1890年，已經身為首相的山縣有朋，在第一屆議會上公開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論》中提出的所謂“利益線”理論，指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權線，即保衛本國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維護利益線，即在與國家主權線安危密切相關的地區，必須經常處於優勢地位。他認為，在當時列強紛爭的時代背景下，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的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
利益線理論其實並不新鮮，不過是為推行武力擴張政策而精心編織的又一個蠱惑人心的理由。根據山縣的要求，青木外相在《東亞列國之權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內搶先占領朝鮮、滿洲和俄國濱海地區，甚至要把朝鮮、滿洲並人日本。山縣、青木的這些論調，是日本立憲後第一屆內閣對鄰國外交的總方針，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陸政策”，此後成為日本對亞洲政策的核心內容。
當時的日本正陷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經濟蕭條、物價飛漲、民心浮動，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和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都空前加劇。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決定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戰爭，既符合其侵略擴張的戰略傳統，也希望借此達到轉嫁國內矛盾的目的。
1893年春，朝鮮“東學黨”活動開始活躍起來。所謂“東學”，即是與“西學”相對抗而取的名字。它以儒教的教理為根本，也將佛教、道教混合在一起，是一種尊崇國粹、排外傾向性極強的組織。東學黨的旗號是個宗教團體，之所以能夠成為極大的民眾運動，是因為它號召人民“盡滅權貴”，“逐滅洋倭”，即反對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在東學黨的影響和領導下，朝鮮各地都發生了暴動。
1894年1月，在全臻準的領導下，朝鮮全羅道古阜郡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起義。南部和中部各道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紛紛響應。起義伊始，朝鮮國王及當政的閔妃就意識到隻靠政府軍是鎮壓不了東學黨，想請求中國來援助。清政府出於宗主國的責任，也表示了要出兵的意思。
根據中日《天津條約》，不管哪個國家向朝鮮出兵，都要將其內容向對方國家通報。因此，清政府在向朝鮮出兵的同時，向日本做了詳細的通報。
中日兩國先後出兵進駐朝鮮後，因此時的東學黨已經煙消雲散，雙方都沒有了出兵的理由。但隻要是對方不撤兵，就不會單方麵撤兵。於是，開始了兩軍險惡的持續對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