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又不懂得爭取同盟軍。在維新運動初期，洋務派包括李鴻章在內，無不爭相趨附，但維新派卻對實力最強的李鴻章派係力加排斥。在處理翁同穌問題上，他們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光緒帝剛宣布變法，後黨就斥逐帝黨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龢出京，維新派不但不努力挫敗後黨陰謀，反而利用光緒帝思想日漸激進，同翁產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來促成此事。
從曾樸《孽海花》透露的材料看，急於以帝傅自居的康有為，多少負有責任。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劇烈政爭中，翁李和王朝內部的洋務派分子、其他非後黨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而牽製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至於維新派同民眾運動的聯係就更談不上了。他們害怕農民鬥爭，把維新運動作為阻止農民革命的手段。
戊戌六君子的鮮血，並沒有喚醒麻木的人們。相反，他們在此後更是臣服於專製主義的強大威力之下，做皇權製度下的順民。
中國，仍舊在半殖民地的深淵中沉淪下去。
2．武士倒幕派
明治維新的骨幹力量是日本中下層武士。幕府末期，大約有40萬武士，連同同家屬大概共200萬人，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6%。武士大都文化程度比較高，維新前夕，“最熱心的荷蘭學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級武士”，“他們中間有不少人獲得了西方科學和思想的相當知識”，“習知海外的發展大勢”。
由於幕府和各藩財政狀況惡化，曾長期享受特權待遇的中下層武士的經濟地位日益低下，有時甚至俸祿不保，生活無著，不少武士淪為浪人：嚴格的等級製度，又使他們深受政治壓製，難有出頭之日，福澤諭吉白幼“對門閥製度表示憤恨”；加上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在麵對開國後的內外交困的局勢，產生了強烈的民族危亡意識。
明治維新領導人多為長州、薩摩藩的中上層武士。他們同藩主有世代相傳的比較緊密的曆史聯係，對藩內政治也有較多發言權，又比較了解下層武士動向。他們大多參與了藩政改革，於五六十年代掌握了藩內實權。受過比較長期的政治鍛煉，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
日本維新派聯係的社會力量，也同中國維新派大不一樣。日本維新派不僅公然同足以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強藩結盟，而且以町人階層（商人、手工場主、農村富農）為其靠山。
町人大力支持維新派，安政大獄逮捕的維新誌士梅田雲濱，得到了全國豪商富賈的資金捐助。他本人也借助他們的財力，經營長州藩物產買賣。
對倒幕運動有重要推動作用的櫻田門事件，金融支持出自水戶地區的製造主櫻崗腰包。
不少町人直接出麵參加維新事業，如縐紗機主利喜藏、棉布批發商菊地教中等，有的人還獻出了生命。而《船中八策》的起草者阪本龍馬，自己就是個釀酒家。“這樣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更有力的證據，則係烏羽伏見之戰的軍餉（這一仗為維新派軍事勝利的關鍵）及明治政府的財政，主要支柱靠三井、島田、小野等大商業資本的借貸。
明治政府軍所到之處，大商人都繳納了所謂“禦用金”。雖然並非自願，也說明在維新派與幕府之間，他們寧可選擇前者為自己的利益代表。農村富農也多支持維新派，由他們為主幹組成的長州“農兵隊”，在戊辰戰爭中發揮了作用。僅小郡宰判一地，就擁有10支農兵隊，兵力2340人。新發田藩新興地主富農也組織了“草莽隊”，同維新軍隊一起作戰。
日本維新派精明強幹，長於韜略，是批出色的政治家、權術家、軍事家。目標堅定，百折不撓，死死咬住奪取政權這個環節不放。在步驟上，穩紮穩打，謹慎行事。
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針隻有再三斟酌後改定的《五條誓文》，卻實實在在的初步改造了政體。然後逐步實行廢藩置縣，取消身份證，廢除士族華族特權，改正地稅，發展實業和近代教育，最終實現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麵開化。
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從1869年正式談判開始，到1894年簽訂日英通商條約，基本恢複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爭得國際貿易最惠國待遇，花費25年時間。
到1910年實現廢除不平等條約，次年簽訂新約，完全取得關稅自主權，前後花了42年時間。這表現出明治維新具有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的民族民主運動的性質，也表現出明治人物的堅韌毅力。在策略上步步為營，選擇了一種阻力最小的路線和做法。
明治人物還善於利用形勢，爭取和利用各方麵力量，打擊最主要敵人。維新前，其矛頭直指幕府，敢於為此調動平民、乃至農民武裝。長州藩“奇兵隊”“農兵隊”，是倒幕武裝的主力隊伍。